阿来：写作，为与世界对话

    【我眼中的名人】

    盛夏的四川凉山，刚下过几场雨。邛海之畔也平添了几许凉意。

    对于作家阿来而言，这已是他第六次来到大凉山了。为了给新作搜集素材，他常常奔波于木里和盐源之间，也数次造访西昌查阅资料。然而这一次，当他登上“2016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讲台致辞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四川省作协主席”。

    “四川是中国版图最美丽的省份之一，自古以来，就以山川秀丽、物产丰富而被誉为“天府之国”。”透过用语工整的欢迎辞，能看出他对文化官员身份的驾轻就熟。但退场休息之际，他还是会寻着空儿，溜到露台或空地，点一支烟，默不作声，静静待着。这是身为作家的阿来。

    每逢大型活动，阿来都是媒体的竞逐对象。这次也不例外。休息不多时，有当地电视台记者要采访他，他欣然应允。记者领命而来，问题也颇应景。原本是一个比较好应付的场景，只需要“打打太极”即可，但阿来却表现得不太“通情理”。比方说，对方以活动主题“民族性、世界性”发问，收到的回答却是“我不关心概念性的东西”。

    “我关心人。”阿来的眼神里迸发出他特有的真诚，这反倒让一板一眼的提问者不知所措。场面话说得太多，真实才显罕有——这是阿来的特别之处。

    在国内文坛，阿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符号。他出生于四川阿坝，母亲是藏族，父亲是回族。

    对于阿来，民族身份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让他颇有些无奈。事实上，他并不喜欢被贴上“少数”的标签，这同他对概念化的反感如出一辙。只是总会有这样的问题环绕着他，比如“你的民族特色如何形成的？”“你是否有意识地进行民族文化的写作？”反驳得多了，他略显疲惫，终于只简短地说：“我只是忠实地写人的生活。”归根到底，又有哪一个人不在文化的荫庇之中，不在民族的苍穹之下？

    藏地是阿来的故土和归属，然而阿来之于自己的族群，却颇类似于五四的干将鲁迅。他一方面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故乡怀有深沉的爱，另一方面也对家乡的落后深感忧虑，并一直在为改变家乡和族人的精神面貌而努力。写作，便是他为族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一条通衢。

    无论是早年的成名作《尘埃落定》，还是此后的《格萨尔王》《空山》《瞻对》等作品，伴随着浓厚藏地风情和神秘魔幻气息的，始终是对于愚昧落后的讽喻。在数千年相对封闭的藏文化体系中，他力图跳出圈外，从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聂鲁达等世界文学的泉源中寻获启示，反哺故土。

    然而，阿来的文化抉择，让一些藏人不解。他被指责最多的，便是以汉语写作的姿态。“为什么不能用更多人能懂的语言，把藏族文化传播出去呢？”阿来反问道。

    用汉语写作，目的是为了和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进行交流，也是为了把藏族文化更好地推向世界。这是阿来肩上的使命感使然。阿来更习惯把汉语称为“中文”，意思是“中国公民的通用语言”。

    不过，一次次步向山外青山，他的目光没有涣散游移。身体漫游在无边的世界，灵魂却驻守在藏区的村庄。阿来所求的，是为故土找出一条融入外界的“文明之路”。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平等的交流与融合之上。

    于是，当有人以自恃“多数”的“中心意识”凌驾于他，或以“边区”“边缘化”的字眼投掷给他时，往往会遭到他彰显尊严的反诘。“中心在哪里呢？”他正色说道，“当我真正热爱一件事物，便没有边缘。我在的地方，就是中心。”

    这大概是我听过对故土、对文学，最热烈的爱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