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社会发展、时局变迁对文学理论、审美风尚、文学题材与内容、体裁、形式乃至文人心态、文坛现象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所谓“风动于上，波震于下”者也。本期围绕这一中心编发了3篇论文。“建安风骨”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自其产生以来，受到历代诗人和理论家的重视，而其内涵则随着时局的变迁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王洪琛的《“建安风骨”之流变》，不仅揭橥了这一理论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及由汉魏至唐以讫宋明各个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风貌，而且鲜明地提出“如果说唐以前对‘风骨’的建构主要表现为阐释和发明的话，那么宋以后则更加凸显其功能性价值”，建安风骨已经“成为雄健深沉的民族精神的载体”的观点，更深切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甲午”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至为深远。张露晨、张弛的《甲午文学变局》，在略述了“甲午”对中国传统诗文的影响后，重点阐释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小说的重视与提倡，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甲午文学变局中的对文化危机、文体嬗变的思考和探索，客观上为之后清末小说界的再度繁荣提供了理论预设和基础”。明代严嵩位高权重，诗才颇佳，“非但不成流派，即便诗名，亦多因其人而湮灭”。李东阳虽身居高位，但由于在与权阉的斗争中表现了不当的“软弱性”，其文坛盟主的地位却不得不移让于政治地位较低而在士大夫中颇有“清誉”的李梦阳。这是明代文坛上一个颇有意义的现象。赵寅君、郭万金的《“名节”砥砺中的文坛盟主》揭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明一朝，理学势尊，士大夫更重视操行名节的现实砥砺，而忠奸之辨更为大节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