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藩篱

　　【改革调研行】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初，最高检启动了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试点，一场远超以往的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大幕正式拉开。

上海：做好减法，去官本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检察员束婷经过笔试、面试、民主测评等筛选，终于把简历送到15位遴选委员手中。束婷感叹说，曾经设想过多种形式的遴选考题，但没想到，第一道题目竟然是介绍自己办理的最满意的案子。

　　司法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员额制，上海被划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首创遴选制，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从专业上为未来的法官、检察官把关。上海先行试点的4个检察院，271名检察员、37名助理检察员纳入员额制范围。

　　员额比例要缩小。上海市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3~5年内，逐步将检察官员额比例控制在33%。

　　减法如何做？

　　该院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成立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组建期间，仅章程就修改了12次。15名委员对检察官入额拥有话语权；检察官准入门槛，至少要经过业绩考核、入额考试等9轮筛选。2015年3月21日、22日，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市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首次启动员额制检察官遴选。两天里，15名委员对4家改革试点的检察院中进入员额制检察官、助检员建议名单的候选人，逐一面试遴选，投票确认。

　　原有319名检察员中有271人被确认进入建议名单，占现有检察员的85%；原有266名助理检察员中，首批遴选进入建议名单37人。入额检察官学历学位层次明显提高，具有硕士、博士以上学位人员的比例由改革前的17%上升到39%；平均年龄为44.7岁，比改革前下降了2岁。

　　上海市还实施了检察人员统一招录制度，从2016年起，由市检察院统一实施全市检察机关各类人员的招录工作。“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偶、子女和检察官的配偶从事律师、司法审计、司法拍卖业务的，应选择一方退出。”这一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的检察官职业回避制度”实施中，至少涉及90多人回避。

　　检察官只要在年度考核中称职，达到规定年限就可以晋升到上一等级，个别优秀者可择优选升。这样，有稳定职业预期的检察官，不会为升迁、岗位调动而分神，确保了检察官队伍的高度职业化、精英化和职业忠诚度。上海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徐金贵说。

　　改革试点中，上海探索建立了以检察官等级为基础的专业职务序列管理机制，同时建立相应的单独薪酬制度。检察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实行专业职务序列管理。按照检察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晋升法律职务，检察官将不再是有行政“官阶”的“官”。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分为检察官、高级检察官、大检察官三大类，等级依次设置四级，实行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

吉林省拆庙减官，去行政化

　　“去年9月我院将原有的16个内设机构整合为8部1委。推行‘大部制’，去行政化，取消了科长、副科长官级，减少了行政层级。”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检察长郭志强介绍说。

　　多年来，检察机关不分工作种类，不分岗位特点，“一个锅里摸勺”，导致人员专业化不专、职业化不强；业务部门人少案多，一些基层检察院一线业务部门人员占人员总数不到50%。设机构就有位置，有位置就可以解决职级待遇。有的基层检察院设了20多个科室，出现了官多兵少现象。

　　这是改革前吉林省检察机关的一般状态。

　　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我们在认真总结试点院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推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首先，在省院机关对内部机构进行创新改革，设立“大部制”。把17个处室整合为政治部、检务管理部、检务保障部、监察部和机关党委这五个部。将省院原来的34个处(局、室)大胆整合为“九部一委”。吉林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陈凤超介绍了他们试点改革的情况。

　　采用“大部制”后，机构不升格，领导不超职数配备，业务部门由副检察长或相当于副检察长级别的领导兼任部长，5个业务部不再下设处室，实现管理的扁平化。陈凤超说，由于内设机构改革触及的面大人多，难度不小，议论不少，我们要从议论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大部制”是在争议和质疑声中推行的，机构改革成效在省检察院及许多试点院体现得比较明显。

　　省检察院共有9名院领导主动退出了员额竞争，有92名具有检察官身份的人员主动要求不参与员额竞争，57名正副处长提出不参加员额竞争。在省检察院的带动下，其他16个试点院有43名院级领导主动提出不进员额。

　　经过“重新洗牌”，“九部一委”各项规范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新机构按照新秩序要求正步入正轨。近20项配套制度，为每一项改革提供保障。这些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保证了改革的完整性、持续性。

　　改革后,吉林省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力量大幅增加,其中一线办案人员增加25.4%,效率提速明显,办案周期缩短,平均案件瑕疵问题下降30%。

北京：完善监督，去“贵族化”

　　2016年初，北京市检察院再度选任了120位人民监督员。作为被选入人民监督员一员的杨德宏说，北京市新选聘的120名人民监督员,大部分是新面孔,不少是从基层推荐上来的。这些人的职业涉及方方面面,如律师、大型企业工会代表等。“我感觉改革后,人民监督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增加了。”

　　据了解，在这120位人民监督员中，公民自荐比例高达21.7%,位居全国前列，具有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身份的监督员比例由71.4%下降为40.8%；他们还打破了以往律师不能担任人民监督员的限制,聘请11名律师进入人民监督员队伍。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有效参与国家管理、参与国家事务的一种方式，也是检察机关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的一种渠道、一种途径。近年来，最高检与司法部联合部署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各地检察机关都把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阳光司法的一种保障，认真实践与探索，清除“贵族”之气，还“人民监督员”之要义。

　　改革从人民监督员的遴选入手，努力克服“贵族化”倾向。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高祥阳介绍说，在新一届人民监督员换届中，选任工作完全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检察机关仅负责协作配合，从根本上消除了“被监督者选任管理监督者”的质疑，从根本上消除了“贵族化”倾向。这得益于广泛化选任与严格的资格审查。

　　“目前北京市人民监督员来源的广泛性、代表性和人员素质都得到了充分保证，整体结构更加优化。”高祥阳介绍说。

　　（本报记者 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