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奥运与人文主义的回归

    【声音】

    19世纪末叶，年仅29岁的顾拜旦男爵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了《奥林匹克宣言》。正像该文献手稿的保存者弗朗索瓦·达马先生所说：“应该肯定，在1892年11月25日那个夜晚，勇敢的顾拜旦男爵呼吁复兴奥运会，切望再看到庄严的金色象征火炬重放光明，显示一个黎明正在升起。”124年后，2016里约奥运会的火炬传遍五大洲，再次点亮了亿万人心中的希望之火。

    两件事将我与奥运联系在一起。一是，顾拜旦男爵在《奥林匹克宣言》里提到了《两世界杂志》在当时起的作用，而我本人曾在这个法国重要杂志的编委会担任了10年委员，感到自己有义务为奥运的发展稍尽绵薄之力；二是，1997年6月我曾应邀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国际奥委会主办的“洛桑体育与文化论坛”，结识了国际上热心奥运的莫里斯·艾赫佐格、让-布莱兹·埃维果和海伦·阿赫维勒等有识之士，通过相互交流增进了对奥运的认识。

    洛桑论坛上，我以《奥林匹克主义——文化的灵泉》为题，作了演讲，而今重读顾拜旦男爵的《奥林匹克宣言》，愈感作者在其中强调人类身心和谐的重要意义。我觉得，应该寻求奥林匹克之“道”，即以我国道教、儒家和佛教“三合一”思想体系的“道”为核心，深层透视奥林匹克主义。庄子《知北游》曰：“天地之强阳，气也。”气之术谓气功。道家以内功养生，外功养形。阴阳和谐，道之玄秘。若以中国传统的阴阳说来诠释奥林匹克主义的本质，不妨将体育比喻为阳，文化为阴，阴阳互补，协调一致，构成完美的和谐。这样，体育与文化非但不对立，反而合二为一，孕育出新的生命。缘此，中国有武术和气功，皆为体育与文化相结合，显示体育的人文特性，又表明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反映。

    奥林匹克主义旨在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结合，并将之提高为一种人生哲学，既继承古典奥运会的传统，又考虑到现代化需要，诚为其倡导者顾拜旦思想的结晶。顾拜旦于1894年倡导复兴古希腊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两年后组成了“奥林匹克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至1925年。他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确立了如下宗旨：

    “奥林匹克主义追求人的身体与心理官能和谐发展，同时还要增长人的文化与艺术才能，其目的在于通过体育、艺术与文化的结合来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1906年，他又提出了“文化奥运”的理念，要求国际奥委会引进“缪斯五项竞赛”，推行体育文化。1922年，他更具体地指明：“体育应被视为一种艺术的创造和一个为艺术提供的契机。”依他之见，体育必然具有艺术性，并为艺术提供灵感。这一卓绝见解给人颇多启迪，开阔了探索者的视野，加深了创造者的思考。由此，人们认识到奥林匹克体育运动肩负的文化使命。确实，体育能给艺术丰富的营养，而文化反过来又使体育得到精神的升华。人们若去莱蒙湖畔的国际奥委会总部参观一趟，看看那里的艺术品陈列，就不能不对此信服。

    可见，中西自古以来在这方面是息息相通的。只要细读古希腊诗人兼哲学家平托的《凯旋颂》，即可对此有更深的了解。然而，中国人的全局观和整体概念以及周而复始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分析逻辑不尽相同。老子所云“反者道之动”和“物壮则老”，就是千古至理。依老子哲学来审度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就会领悟到奥林匹克主义强调其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所谓“更高”，并非要无止境地跳得更高，而是应该寻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显然，一味追求“更强”，导致了足球场上的野蛮暴力和各类赛事中滥用兴奋剂的现象、更不用说现代社会商业化环境中的种种逐利弊病。倘若不将体育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活动，单纯为金牌去拼命，体育非但不能成为灵泉，反而会堕落为种种丑恶的渊薮。

    远在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就在其代表诗作《恶之花》中预料到了功利主义会造成社会异化，尤其是人的身心失衡。他揭示了人类灵与肉的剧烈撕扯，哀叹在追逐利润时的内心贫困，祈求上苍庇佑，呼喊道：

    哦，天主呀！

    给我勇气和力量！

    让我在审视自己的身心时，

    不感到颓唐。

    波德莱尔憎恶唯利是图的社会，声言“美是奇异的”“美必须独立于功利”。法国诗人戈蒂叶与之呼应，称：“功利是丑恶的。”另一位法国诗人兰波则干脆把西方世界形容为“一片沼泽”，说其中没有真正的生命。他把目光转向东方，寄希望于彼岸。

    20世纪后半叶，欧洲一些有识之士发动了一场新弗洛伊德运动，草拟出《欧洲新文艺复兴宪章》，号召用艺术来治愈消费社会普遍的“应激”通病，消除现代人的心理抑郁症。奥林匹克主义着重弘扬体育中的文化价值，崇仰纯洁的道德，维护高尚的心灵和人的尊严，确实符合呼之欲出的新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它所阐明的这一新伦理恰如拉伯雷的圣水瓶，让竞技场上焦渴的运动员痛饮知识的甘露，滋润精神的力量。

    鉴于这一现实，我们用中国儒道释的观点来审视西方血统的奥林匹克主义，肯定有助于克服奥运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使奥运会确实成为人文主义的回归。追昔抚今，在人类步入第3个纪元之初，满目红尘中，人们渴求另一境界，即中国古典小说《隔帘花影》中提及的“他方”。这方面，我国唐朝北派禅师神秀为后人留下一首开悟诗：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但愿这位达摩诗人的教导能让我们在看待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有所启迪，万众一心去迎接顾拜旦男爵所希冀的“人类春天的盛大节日”。

    （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