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艺术基金：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创新

    【改革报告】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12月30日，国家艺术基金成立。携带着“改革基因”而生的国家艺术基金运行近三年来，推进了我国艺术治理方式的“管”“办”分离，激发了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撬动了文艺生态的变革，标志着我国在探索适合改革发展新要求的文化投入模式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本报今天推出特刊，梳理近三年来国家艺术基金发展的新亮点、新成就。

    2014年，资助项目394个，资助总金额4.29亿元；

    2015年，资助项目728个，资助总金额7.5亿元；

    2016年，资助项目966个，资助总金额7.3亿元。

    这组数字，是国家艺术基金运行三年来的成绩单。但国家艺术基金的作用决非是“给钱做项目”。携带“改革基因”而生，在未知的领域中探索前行，三年来，国家艺术基金用勇气和智慧，完成了一次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新。

推动文化管理体制转型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文艺单位要想排一部戏，就得“打报告、找领导、跑项目”，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掌握着文化资金的投入方向。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文化行政部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资金往往只能在文化系统内部“体内循环”。文化行政部门往往有心“管天下”，但苦于资金规模和地域、部门限制，而只能“管脚下”。

    “传统管理模式以财政直接资助和政府部门管理文化经费为基本特点，存在着文化投入分散、缺位和越位并存，资金管理链条长、使用效益不高等问题。”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余蔚平说。

    2013年12月30日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从一开始就对准了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正如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韩子勇所说，“基金的申报主体面向全社会，不分国有或民营，不分单位或个人，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申请基金资助”。

    福建省漳州市芗剧团在复排芗剧名作《保婴记》过程中，制作舞美需要花费30多万元。作为基层艺术院团，福建省漳州市芗剧团的创作经费一直捉襟见肘。当时，别说30万元，就是3万元，剧团也难拿得出。一时间，漳州芗剧团上下都陷入了矛盾和纠结中。

    幸运的是，国家艺术基金运行的第一年，《保婴记》就获得了基金的专项资助。国家艺术基金的专项拨款到位后，解了漳州芗剧团的燃眉之急，《保婴记》制作了新版舞美，舞台立刻清新灵动起来。该戏因此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等各种奖项。

    三年来，国家艺术基金不断摸索，不断创新，让国家的文艺经费投入更加科学合理。正如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蔡武所说，“国家艺术基金改变了以往财政投入直接‘养人’的模式，有利于实现管办分离，突破条块分割、部门管理等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在探索适合改革发展新要求的文化投入模式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家艺术基金已经从单纯的扶持手段成为国家对艺术创作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正如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所指出的那样，国家艺术基金必须努力成为艺术繁荣发展的“孵化器”和“发动机”，通过扶优扶强、选优拔萃，发现人才、扶助人才，支持艺术创作生产传播，推动舞台艺术和美术领域作品数量与质量齐进。“随着资助项目的迅速增加，下一步，国家艺术基金要更加重视项目实施中的监督工作，把住导向，发现亮点，督促后进，同时要注重成果运用，用好滚动资助的抓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服务出‘高峰’的目标。”文化部副部长、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董伟说。

让艺术家做创作的主人

    在国家艺术基金近三年的资助项目中，像漳州芗剧团这样的地方院团甚至民营院团获得资助的不在少数。比如，山东菏泽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戏曲动漫舞台剧《跑旱船》、湖南省涟源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的大型舞台剧《烧车御史》、福建安溪县高甲戏剧团优秀保留剧目《凤冠梦》等都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而这些项目的主体全是县级院团。非国有机构（民营企业、非国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三年来也获得了170多项各种资助。国家艺术基金，“不问出身，只看项目”的标准，不再让国家、省级文艺机构“吃独食”，调动了基层、民营文艺机构的积极性，也让艺术创作经费的分配更加科学合理。

    国家艺术基金不仅为基层文艺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给广大怀有艺术梦想的个人带来了福音。云南曲靖的胡群山平时经营着茶叶店的生意。爱好摄影的她经常穿梭于中缅边境，用镜头记录着边地的风情人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她打算拍摄一组反映史迪威公路的作品。在朋友的劝说下，她将自己的创作计划申报了国家艺术基金。本来没抱太大希望，可胡群山却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在一年的时间里，胡群山穿梭于雨林、山间，寻找着史迪威公路的踪迹，最终拍摄出1万多幅作品，其中100幅作品被国家艺术基金收藏。

    在资金来源上，国家艺术基金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同时，从一开始，国家艺术基金就力求引入社会力量，打破体制内外、行业内外和行政区划的藩篱，让基金真正成为服务于艺术创作的开放、公正的平台。科学公平的体制机制，大大激发了创作者的积极性，让艺术家成为了文艺创作的主人。2016年，共有6491个申报主体向国家艺术基金申报了7245个项目，申请资助资金总额为75.1亿元，申报项目数比2015年度增加了2843项，同比增幅为64.6％。

撬动文艺生态变革

    “这个戏虽然好看，但搞笑却不深刻，它博得的笑声太廉价！”

    “演员们的表演问题比较多，内心动作不够准确，表演浮于表面。”

    这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话剧《徽商传奇》专家研讨会上的一个片段。跟那些说好话、唱赞歌的研讨会不同，这场研讨会自始至终，都鲜有溢美之词，更无吹捧之言，有的只是批评、意见和建议。

    专家们的“苛刻”甚至“吹毛求疵”，皆缘于国家艺术基金的引导。按照国家艺术基金的要求，2016年滚动资助项目受资助剧目，都要举办专门让专家“挑刺”的研讨会，以帮助剧目打磨提高。

    起初，有的专家对要不要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以及研讨会上的发言要不要那样“直接”心存疑虑，因为不良的文艺评论生态，让专家们养成了多说好话，少提意见的习惯，意见太多太尖锐怕得罪人。

    为了打消专家们的顾虑，国家艺术基金有关负责人，在滚动资助项目最初的几场研讨会上都要作动员：专家们一定要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少说好话，多提意见！

    在国家艺术基金的引导下，专家们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随着一场又一场研讨会的召开，大家的发言越来越直接，意见也越来越尖锐。发表真实、客观的意见，从国家艺术基金的要求，逐渐成为评论者的自觉。年过七旬的作曲家张玉龙参加完歌剧《大汉苏武》研讨会后感叹：“已经很多年没有碰到这种有批评、有意见、有交锋、有碰撞的研讨会了，这才是真正的研讨会。”

    这种评论风气的改变不仅成为文艺评论圈的美谈，也带动了创作者心态的转变。“如果说刚开始听意见、改作品是为了完成国家艺术基金的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作品进行打磨已经成了我们的自觉。”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张效敏说：“以前搞创作很多时候是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领导满意了，任务也就结束了。现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我们搞创作，我们自己成了创作的主人，大家心气都高了，总想着一定要搞出流传于世的精品力作。”

    （本报记者 韩业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