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中华文化的一面旗帜

    汤显祖（1550-1616）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甚至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堪比英国的莎士比亚。

    汤显祖从事戏剧写作，从他青壮年时期写的《紫箫记》（34出，未完成），到老年的《邯郸记》（30出），前后跨度有20多年。他最著名的剧作是“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四梦”），按写作的时间，分别为《紫钗记》（53出）、《牡丹亭》（55出）、《南柯记》（44出）、《邯郸记》四部长篇剧作。这四本戏，在晚明时期已经脍炙人口，逐渐成为戏剧文学的经典，而且在戏曲舞台上历演不衰，一直活跃到今天。特别是其中的《牡丹亭》，被中国多个剧种移植，以不同的演出形式得以呈现，风行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影响巨大。相较于他的戏剧著作，汤显祖文学创作的整体历程，时间要长得多，若从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红泉逸草》所载的第一首诗《乱后》（1561年）算起，到他临终前的《诀世语七首》与《忽忽吟》（1616年），时间跨度达55年之久。因此，我们纪念汤显祖，要记得他不仅是剧作家——翻开《玉茗堂全集》即可知，他是个著作等身的大诗人，并且熟悉各类文体，写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精彩作品，包括赋、序、碑、记、制艺等等。

    由于过去对汤显祖的研究不够，基本上以“临川四梦”的文本为探讨重心，也就容易忽略他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以及其中蕴藏的文化意义。要了解汤显祖，必须要知道他生长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知道他的思想成长及其独特的艺术观，知道诗人生命的曲折历程，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选择，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挫折，如何超越个人的愤世嫉俗，最终凝聚为优美的诗篇与不朽的剧作，升华到人类文化意义的探索与追求。一般认为，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背景，知道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创作思维脉络，只是理解了文学作品的外缘，并不能完全解释作品的艺术成就。但是，面对已经公认为传世不朽经典的作品，我们就必须探索作者的生命历程、时代精神及其创作的过程，这样才能更深刻理解经典文本的构成存在着多层次的意涵。通过多元多样的探索，方能窥知并揭示，经典作品的语言艺术之所以可以如此焕发姿彩，让日常熟用的话语化作文学的“漫天花雨”，是因为其中凝聚了艺术传统的底蕴，潜藏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作品通过作者的艺术巧思，展现了超越特定时空的前瞻性，有待后人不断发掘，发现五彩缤纷的人性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惊叹，欣赏经典作品能够得到超越时代的精神启发——它们经过了千百年，依然焕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让后世叹为观止，并得以从中审视自己的生存意义。

    汤显祖出身江西抚州临川的富裕书香门第，从小就拜在阳明学大师罗汝芳门下，深信阳明学以“致良知”趋近圣贤之道，肯定“赤子良心”的自我本体，“解缆放帆”，顺应自然，追求真理。他青年时期就以文章名世，头角峥嵘，飞黄腾达，本当指日可待。但是他坚守立身处世的人格尊严，遵循不忮不求的原则，不肯逢迎拍马，遭致当朝首相张居正的不满，以致科举连番失利。张居正逝世之后，汤显祖考上了进士，但依然不受当权者的笼络，他甚至在关键时刻上疏批评政府贪渎无能，矛头直指首相申时行，从而遭到了贬谪的打击。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对真善美再三致意，做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做官要做清正廉洁的官，写文章要写文采藻丽的文章，写剧本要写撼人心弦的剧本。他的一生跟他的剧本一样，见证了人世间龌龊的现实，同时也展示了至情至性的理想，通过霍小玉、杜丽娘、淳于棼、卢生的生命历程，让我们体会了人生可能经历的悲欢离合，思考既然浮生若梦，那么如何才能掌握生存的意义。

    适值汤公与莎翁逝世四百周年，总会令人想到如何比较两大文豪的文学成就与文化影响，还会联想到为什么有此时代的巧合。他们同年逝世，一直引起戏曲学家的兴趣与关注，如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误以为汤显祖比莎士比亚晚一年，到1617年才去世，但是仍然让他感到文星陨落于同一时期：“东西戏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赵景深在1946年写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两人有五个相同之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哀怨动人。赵先生的说法大体不错，但有失严谨，因为两人虽死在同年，但是莎翁生于1564年，比生于1550年的汤显祖，要整整晚了14年。田汉在1959年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曾经赋诗一首：“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重点集中在《牡丹亭》的女主角杜丽娘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角朱丽叶，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遑多让。徐朔方在1964年写过一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978年发表），讨论得比较深入，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到了1986年及1987年，徐朔方又接连两次探讨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包括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代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因此，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这样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前人对比汤公与莎翁的文化背景，并未从全球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东西文化在16世纪面临了类似的“早期全球化”历程。我十多年前曾写过文章，指出要从历史的横切与纵深两方面来看。先看汤公与莎翁“同时”的历史横切面。在晚明社会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社会，都出现了商品经济蓬勃、市镇扩展、社会风气开放、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的活泼跃动、阶级关系的异动与解纽，以及财富累积与贫富悬殊共存的现象。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新的憧憬与挫折，拓展了思维与感情延伸的空间，给戏剧创作提供了“美丽新世界”。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士大夫文人大量参与戏曲创作，不自觉或半自觉地，把社会变动的意识冲突与能量，以及激发出来的憧憬与挫折，带进了戏剧这个人生处境的想象空间。汤显祖的伟大成就，正在于他以生花妙笔展现了社会与文化意识的变迁，凸显了个人主体对人生意义的认知，指出追求幸福就要执着不懈，锲而不舍。在这个意义上，他与生活在社会风气更为开放的莎翁，处于异曲同工的创作环境与想象空间。

    再说近四百年全球宏观发展的纵向意义。在文化领域方面，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各地都展开了知识阶层主导的“白话文运动”，戏剧也从宗教性的道德教化剧，转成反映社会变动与人生处境的“新话剧”。19世纪之后，莎翁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成为全世界的莎士比亚，影响了现代化过程中世人的思想感情及人生处境。反观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情况大不相同。晚明出现的学术思想及文化艺术开放的局面，在清朝就渐次萎缩。康雍乾三代励精图治，建立了大清帝国的宏图伟业，却同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解放，重整阶级关系与道德秩序，造成保守封闭的社会氛围。清初的文学艺术只是延续晚明累积的能量，不再有草根性的可持续发展基础。等到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之后，社会的主要能量已经郁积成了反传统的洪流，中国“白话文运动”才以结合西方现代文明的姿态出现，同时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戏曲）一举抛弃。汤公著作虽然也有超越时代的不朽意义，但是近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化意识浪花翻腾之际，几乎成为泡沫，消失殆尽。

    相比于莎士比亚的剧本，汤显祖的剧作数量较少，故事叙述与人物呈现的方式比较单一，但是，文人传统的抒情性较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化作优美的诗篇，关注真理与至情的展现，完全对应了汤显祖本人的生命历程。在诗文创作方面，汤显祖的产量与成就，当然远超莎士比亚，是有待学界研究开发的一片天地。在汤公与莎翁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回顾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或许可以说，莎士比亚继承了文艺复兴的探索精神，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职业剧作家，文思如夏日盛放的玫瑰，是天才型的文豪兼伶人，展示了西方文明开始绽放异彩；汤显祖是晚明士大夫追寻高尚境界的君子，承继了中国文人传统的清雅标高——正如他在自己书斋前植种的玉茗飘香——毕生经营为己之学，是身兼儒释道精神的文化人，同时又是天才型的诗人兼剧作家。

    四个世纪过去了，汤公与莎翁的形象却愈发高大，成为人类思索生存意义、追求美好理想的象征与源泉，值得我们庆幸，也值得深思。生命有限，文化与艺术却能不朽。

    （郑培凯，作者为香港中华学社社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