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大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圆桌对话】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雁

    嘉宾

    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欧阳峣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资深教授 德怀特·帕金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龚六堂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经济学家 万广华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未来五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怎样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发挥中国的大国优势，增强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是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学家思考和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本专刊特邀请欧阳峣、帕金斯、龚六堂、万广华四位学者展开讨论。

 

    主持人：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仅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的国家和地区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有的甚至降为低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的报告由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吗？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和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帕金斯：“中等收入陷阱”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菲律宾和70年代的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国家，当时都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目前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为什么这么多国家的发展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从具体现象来看，有的国家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自然资源，而这些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很大，当价格较低的时候，增长就会放缓或停滞；有的国家主要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这种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消失，也会导致经济的衰退或滑坡；有的国家是由于政治不稳定，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或与邻邦的冲突，导致经济停滞；还有的国家是由于政策失误，没有处理好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出现了经济萧条。

 

    欧阳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时发现，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率呈U字形，即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都有着优秀的增长表现，而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国家经济增长则相对较慢。应该说，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其中蕴含着经济增长的规律。

 

    从理论上可以这样解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是通过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获得了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了比较利益，通过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了后发利益。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这些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逐步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停滞。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假如没有以技术创新为依托的新增长动力，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在各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中，既有日本和韩国成功的经验，又有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失误的教训。总结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实行“技术立国”战略，通过引进、模仿和消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尽快走上自主创新道路；实行“教育立国”战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要说失误的教训，主要是产业结构落后、创新能力不强、社会分配不公、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偏差以及泡沫经济造成的金融危机。

 

    龚六堂：梳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有许多后起国家由于遭受了剧烈的外部冲击（如一些东南亚国家），或由于不适当的国内政策（如一些拉美国家），导致没有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成功进入到高收入阶段的案例非常少。

 

    说起成功国家的经验，主要是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强调“技术立国”，鼓励创新，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以及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作用。说起不成功国家的教训，主要是发展模式没有很好地实现转换，没有通过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并且政府宏观调控出现了偏差。

 

    万广华：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经济学界众说纷纭，我认为其本质是关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主流经济学涉及较少，现有经济增长理论只能描述增长的必要条件，对增长的充分条件的描述几乎是空白。有的学者实际分析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例如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生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等。根据我的分析，技术进步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主持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目前我国已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看，我们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欧阳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要经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开放程度迅速提高和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时期，经过这一快速经济增长阶段之后，通常就要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主要是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2013年中国人均GNP达到6560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达到11850美元，已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之后，近两年的增速开始减缓，但仍保持在7%左右，远远超出现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

 

    从现实状况看，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综合优势明显。因此，只要我们继续向纵深推进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会顺利实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番的目标，就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具有大国的综合优势，包括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大国综合优势，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根据库兹列茨假设，大国拥有依托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和依托市场规模引致技术开发的优势，为此，我们应把战略重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和市场规模上，放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

 

    帕金斯：目前在中国已形成了共识，即过去十多年GDP增长率接近10%的年代过去了，将来的增长速度将会慢得多。按照中国政府的计划，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为6.5%，这仍是很高的速度。那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继续向高收入目标发展的国家，一般的年增长率都在2%～4%或3%～5%之间。

 

    许多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自然资源，或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还有的国家是因为政治不稳定或政策失误。中国不是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国，在自然资源价格低的时候，中国作为进口国是受惠的，中国也有足够的外汇来进行支付。中国存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的现象，在发展初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并不是问题，当收入增加时这种优势就消失了。但中国很重视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因此将来应该能够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可以向更先进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发展，转变到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假如中国能够继续进行充满活力的改革，落实完善市场机制的各项措施，中国的政策应该能够在未来10到20年真正支撑5%—6%的经济增长率。我一点也不怀疑，中国将在未来的20年内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龚六堂：为了增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需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阶段来看，中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增长动力在发生转换，在这种“换挡期”，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我国的制造业增速已经达到最大，并将开始回落，经济增长将转向依靠服务业，而服务业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当一个国家的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时，经济增长就会出现拐点，增速就要下降。

 

    从比较优势来看，中国经济正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庞大的本土市场和人口红利将会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产业比较优势将由低成本制造业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将成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新优势。

 

    从经济结构来看，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已经在发生改变，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51.4%，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66.4%，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将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

 

    总之，我国通过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2020年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期待的。

 

    万广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繁多的，不同国家的初始条件和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不同，增长的路径就会有差异。即使是同一个经济体，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增长瓶颈也不尽相同。因此，比较现实的思路是不断寻找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因素，并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对症下药，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解决好四个关键问题：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动力不足。

 

    此外，我注意到亚洲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无一例外都在东亚。我认为，这是因为历史、文化等因素与长期经济增长正相关，那么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是大概率事件。当然，前提是要尽早解决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和技术进步等问题，同时要保持宏观政策与社会的稳定。

 

    主持人：根据各位的看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限制因素有很多，但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具体到中国，应该怎样不断释放社会的创造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欧阳峣：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在国际上腰杆能不能更硬起来，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沃顿商学院教授加莱特（Geoffrey Garrett）的研究发现，当富裕国家因为技术进步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贫穷国家在制造业领域快速增长的时候，那些处于中间水平的国家则踯躅不前。这实际上揭示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就是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科技创新能力强、水平高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有比较优势，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成本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比较优势，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前两种比较优势均不突出，所以发展速度往往会受到制约。

 

    日本、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过程中，重视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从而较快地走到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并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以此进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端，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能力的核心要素就是技术创新能力，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将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也不可能推动产业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也就不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可以用过去的模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不能用同样的模式成为高收入国家。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上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虽然在科技人员、高引论文、研发投入、获得专利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原始创新及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仍不理想。最近，中央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并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强化原始创新和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的战略任务，通过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中国经济必将形成新的优势。

 

    龚六堂：的确，日本和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经验就是积极鼓励创新，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从保护战略产业到鼓励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换。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教训，则是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没有通过创新形成新的增长点，从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无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目前中国的创新指标远未达到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约为55%，而创新型国家在70%以上；技术成果转让率不足10%，而发达国家在40%～50%左右。有研究表明，如果GDP增速保持在9%左右，要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3.6%～4.9%之间，如果我国未来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就要求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2.1%的水平，而目前仅为1%左右。

 

    怎样提高创新水平？一是加大教育投入，二是增加研发投资，三是推动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四是培育创新的制度环境。

 

    帕金斯：目前，中国正在逐渐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为了继续获得国际竞争力，产业必须要创新，向更具技术性的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这种转变不仅是对现有技术的微小调整，而应该是整个产业技术体系的创新。

 

    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研发。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GDP增长率将会放缓。中国也许在下一个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会有比高收入国家高一些的增长率，但前提是继续实施鼓励和支持技术研发的政策。

 

    万广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减速，同由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技术进步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出路，这就要求中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保持经济竞争力。首先，应考虑衔接好基础研发和应用研究的问题，将两者有机结合，特别是通过协同创新推动实际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其次，要把握好专利的保护窗口尺度，专利保护不力将影响创新，保护过度又将影响应用，我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奖励缩短甚至取消一些专利的保护期。

 

    主持人：总结拉美国家的教训，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制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如何评估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怎样调整中国未来的收入分配结构？

 

    龚六堂：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还不够高，2003年达到47%，2011年下降到41%，2015年回归到44%，这种比例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收入分配不平等也会影响到消费的增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CINI）系数仍然较高，这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此，首先应切实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而且在将来的财富驱动阶段还要高于GDP增长速度。其次是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政府应积极作为，努力保持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促进社会和谐，增加社会凝聚力。

 

    万广华：收入分配不合理不仅影响消费，而且本身就是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拉美国家走不出这一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同收入差距居高不下有关。

 

    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应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并积极有序地向前推进城镇化，继续强化它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将是长期的和不可逆转的。而且，通过城镇化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从初次分配着手的，它比从二次分配着手更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可喜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从2005年前后有所改善，这与取消农业税和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关，我们要深入研究怎样继续保持这种改善的趋势。

 

    欧阳峣：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有所不同。具体地说，在经济增长初期，适度的收入差距可以对经济发展起到激励作用；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差距扩大将会损害经济激励和影响社会稳定：一是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低收入群体缺乏购买能力，高收入群体缺乏购买需求，从而造成内需不足；二是会导致经济主体动力不足，特别是会使低收入群体缺乏奋斗的动力，压抑创业主体的积极性。

 

    此外，还要辩证看待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从拉美国家的经验看，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根据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政府应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积极有为，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中国应怎样发挥制度优势，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帕金斯：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拉美国家主要是发生了政策失误，造成了严重债务危机；东南亚国家主要是缺乏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出现了危机后的大萧条。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以致偏离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轨道。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7—2009年间，中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导致许多经济部门产能过剩严重，特别是房地产和钢铁等领域。发生产能过剩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中国的改革号召国有企业遵从市场的力量来运营，如果中国要维持5%～6%的经济增长率，就需要把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到位。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情况，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充分地落实改革的各项措施，我一点也不怀疑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龚六堂：拉美国家的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的羁绊，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严重扭曲，从而造成寻租、腐败现象蔓延。而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政府强有力的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克服了公共领域的障碍和瓶颈，为市场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对此，我们要认真总结，避免裙带主义滋生，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避免走入民粹主义怪圈，导致对产权和法制的破坏；避免保护主义抬头，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

 

    我国目前正处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在改善经济环境和维持公正秩序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要全面防控金融风险，逐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真正把握好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欧阳峣：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优势。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遵循经济规律进行合理分工，真正实现优势互补。比如，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但有些事情仅靠市场难以做好，如重大科学技术的联合攻关、信用环境的改善、分配结构的优化、区域差距的控制等等，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调控。

 

资料链接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将3000～5000美元视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世界银行更为精确的标准为（2010年8月新调整的数据）：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00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1006～397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3976～1227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1227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日本的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与此相反，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