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实物标本

    日前，为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星堆博物馆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长江文明对中华文明所产生的影响展开了讨论。

后祭祀坑时代，三星堆遗址仍是古蜀国中心聚落之一

    三星堆遗址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掘以来，总共进行了约1.3万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大批实物资料。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发掘，30年来，已发掘出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为五期，涵盖四个考古学文化。其中第一期为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第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为三星堆—金沙文化，第五期为新一村文化。时间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迄春秋前期。

    “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材料，只有1934年燕家院子、1963年月亮湾、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等5次发掘的资料正式公布于众，涉及发掘面积不到3000平方米，其中涉及第四期的材料更为有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2001年，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以后，学界对成都平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注更是转移到了金沙遗址，认为三星堆城址会迅速衰落成为一个普通聚落，但事实并非如此。

    雷雨介绍，通过对历年发掘资料的全面梳理，结合“十二五”期间的考古新收获，发现三星堆遗址第四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聚落规模、遗物数量和遗存等级远远超过以往的认识，在“后祭祀坑时代”为期不短的一段时间内，三星堆遗址仍然是古蜀国中心聚落之一。

独特的文化造就了文明和艺术的高峰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篇章。“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华夏隔绝不同，四川古史几乎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足以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提并论。

    “三星堆遗址从原始社会的解体，文明的孕育、诞生、发展，走向辉煌，到开始衰落，都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演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虽然它的文明发达程度整体来说并没达到中原夏商周的高度，但这个时期足足有两千年之长。这个现象中国仅见，世界罕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殿增介绍，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遗址多神像、祭器和礼器，而没有可以实用的兵器。最早的巴蜀式兵器，集中出现在与中原文化交界的汉中——宝鸡地区，那里可能才是古蜀王国的前线阵地。三星堆古城或许曾是一个基本不设防的宗教活动祭祀中心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主要以造型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他们的信仰观念，这方面的特色尤其突出。他们以威严的面具表现主要神祇，包括突目的祖先神，以真人大小的人像表现通神的巫师，以各种动植物造型反映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等，既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又有传神的艺术效果，达到了古代造型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公认的早期古蜀文明遗存

    “从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神树等器物来看，这就是对青铜文明的一种创新。在这些器物中，具有本土文化基因的长江流域居民，吸收和接纳中原青铜冶铸技术，他们将青铜这一物质载体与本土精神信仰、生活传统和审美趣味结合起来，进行创新，反过来影响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说。

    高大伦说，目前各界对三星堆古文明的评价的褒奖主要集中在：一是早期古蜀国不是子虚乌有；二是长江也有古老的文明；三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等量齐观，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黄河文明。“30年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考古发现足以颠覆以往人们对古蜀文明的基本看法。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东西南北都有成百上千的颇具规模的原始聚落。其中的特大型聚落生产力的发达和生产关系的复杂程度，让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他们即将或已经跨进国家文明阶段，三星堆也是其中之一。”高大伦介绍，但是和良渚、石峁、石家河等遗址相比，三星堆的文明程度并不是最高的。

    通过专家的研讨，可以认识到，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绝佳实物标本，对其进一步的发掘及研究和保护很重要。

    （本报记者 李晓东 危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