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韵公：行于当行之时

    【专家风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的人生轨迹几番轮转，充满传奇色彩。从提出震动史学界的“赤壁小战”论时的年少得志，到出征被新闻界称为“壮举”的西北万里行时的壮志凌云；从激辩权威、挑战定论时的风采尽显，到如今的静水深流、淡泊名利，一路走来，举步不凡。

    “人的一生并不长，只能有那么几段创作高峰。而我的学术经历有幸与时代合拍，几次角色转变恰好都是行于当行之时。”总结学术人生，尹韵公感慨万分。

    走出深山，“走上学术之路”

    1981年3月31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刊登《赤壁之战辨》，文中“否定赤壁大战，肯定赤壁小战”的独特观点，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的尹韵公。

    “如果没有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的鼎力推荐，没有光明日报编辑的慧眼和魄力，文章恐怕难以顺利发表，我走上学术之路必定会晚一些。”尹韵公坦言，这篇文章的发表给予了他莫大的鼓励，也增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胆识。而就在几年前，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还在祖国西南的深山里憧憬着未来。

    时间回到1976年。这一年，高中毕业的尹韵公被分配到四川会理的地质队从事文书工作。这座位于横断山脉边缘的小城，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地质队常年工作和生活在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之上，队员们几近与世隔绝。初来乍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景观深深吸引住了尹韵公，但不久之后，生活之苦便成了他的最大感受。

    物质上的贫乏不算什么，精神上的空虚更令尹韵公痛苦不堪。在城市长大，从小热爱文学和历史的他，此时只能依靠有限的广播和迟到的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繁重的工作过后，尹韵公时常和伙伴们一口气跑到山下，金沙江边呼啸而过的火车，令他想起远方的家乡；每当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营地，仰望满天星斗，尹韵公总梦想着：“如果有一天能够走出去，我一定要游历四方！”

    1977年，恢复高考后，尹韵公迎来了人生转机。然而，第一次高考，他虽取得高分，但因家庭出身未被录取。尹韵公并未因此消沉，艰苦的环境不仅强健了他的体魄，更磨砺了他乐观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翌年，“唯成分论”被取消，尹韵公一举摘取了四川省文科状元桂冠，顺利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历史和新闻，我都非常感兴趣。少年时期，我便读完了家中所藏的不少历史典籍。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更想从封闭的环境中走出来，真正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选择新闻学，选择今后做一名记者，这其中有着时代的因素。”谈及专业的选择，尹韵公如是说。

    从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深山来到知识的殿堂，尹韵公的学术热情被点燃。他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除《赤壁之战辨》外，本科期间，尹韵公还在《文史哲》上相继发表了《论三国时期的外交斗争》《论蜀国的灭亡》，撰写了两篇报告文学。“我仿佛是个知识营养不良患者，每天拼命读书学习，我甚至听到了自己前进的脚步声。”尹韵公回忆。

    学术争鸣，“恰如万类霜天竞自由”

    一次不同寻常的西北行，令尹韵公终生难忘。旅途中的几个“偶然”所得，至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

    1982年，尹韵公留在人大新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如何培养这第一届研究生，成为摆在导师们面前不小的难题。“重走范长江当年采写《中国的西北角》的路线，让他们接受实践的磨练。”一位老师的建议，很快转化为大家的共识。1984年，一次被当时新闻界称为“壮举”的旅程开启了。

    尹韵公和另外两位同学，基本上沿着范长江20世纪30年代的路线，从成都出发，一直行进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东返时经银川至延安，最终到达西安。这次近3万里的西北行，途经108个县市，采访了51个县市。一路上，尹韵公欣赏着祖国大好河山，体验着各地风土人情，有所见有所思更有所得。途中，他写就21篇内参，其中一篇还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

    “这次旅行使我了解到中国基层最真实的一面，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更有意义的是，它给我带来许多学术上的新发现。”西北采访万里行，尹韵公收获颇丰；而由这次行程中的一些发现所引发的学术论争，有的延续至今。

    早在出发前，尹韵公就查阅了大量文献，对《中国的西北角》中地名进行了详细考察。采访过程中，尹韵公走到哪里，就把《中国的西北角》读到哪里，今昔变化了然于胸。行至哈达铺时，他吃惊地发现，范长江竟然比红军早到这里40天。一番求证后，他大胆对范长江“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的西北采访目的产生了怀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颠覆性观点立即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此后十余年间，尹韵公相继发表多篇论文，围绕这一主题进行阐述，并迎来多轮论争。

    不迷信定论，敢于挑战权威，尹韵公的不少学术成就来自争鸣。在此之后，尹韵公还对《大公报》之于红军选择长征落脚点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从邸报的研究出发，对于明代是否是特务社会，阐发了与众不同的意见……

    论战之后，尹韵公的不少观点获得了新闻学界乃至史学界的认可，但也有一些问题至今商榷不断。

    多少次学术发现，看似“偶然”，实则以严谨的态度和深厚的积淀为根基。“过于轻率地作出结论，经不起历史检验。廓清历史真相，必须要注重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必须有不怕争论的勇气和精神。”尹韵公有感而发，“好在时代进步，学术争鸣恰如万类霜天竞自由。而今，我也时常鼓励学生们挑战我。这是因为，唯有敢于争鸣，学术研究才会有进步。”

    学科交叉，“不断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大厦增砖添瓦”

    1993年的一天，尹韵公在翻阅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编著的《增订晚明史籍考》时，被书中有关《急选报》的内容吸引。谢先生把《急选报》判定为邸报之一种，但明代邸报一般是手抄，为何《急选报》却是雕版印刷？熟稔明代新闻史的尹韵公心生疑问。

    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细致爬梳，尹韵公惊喜地发现，《急选报》是邸报的一种不定期增刊或号外。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急选报》，是一份难得而珍贵的明代雕版印刷报纸的原件，并很可能是唯一的一件实物。

    “由于作者是明史专家，而不是新闻学专家，故未能掂量出《急选报》的全部价值；由于不少新闻学研究者不熟悉历史学，不知道如何利用和检索古籍，致使许多有生命力的史料一直躺着睡大觉。”类似这种发现并非第一次，尹韵公总是遗憾万分，“只有同时通晓历史学和新闻学两门学科的研究者，才能够在历史古籍的丰富宝库中鉴别和选择有价值的史料，并赋予其新鲜的灵气。”

    把历史学和新闻学知识打通的想法，早已有之。1988年，尹韵公毕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位新闻史学博士。其毕业论文——近24万字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不仅受到导师方汉奇教授的赞赏，也得到不少明史专家的认可。一部新闻史领域的标志性专著，同时成为文化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一时传为美谈。

    此后，尹韵公考察过古代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对三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进行了深度挖掘，他对古代“喉舌”思想的追考引发了学界热议，他对《大公报》涉及红军问题的统计整理被军史专家直接引用……学科交叉的优势被尹韵公发挥得淋漓尽致。

    “每位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和逻辑框架，这是一切学术的起点。历史学强调史料严谨，新闻学强调客观事实，它们培育和塑造了我严谨的思维方式和敏锐的眼光。”尹韵公说，“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学学者兼攻历史学，亦有更多的历史学学者兼攻新闻学，共同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大厦增砖添瓦。”

    经世致用，“国家需要我做什么，义不容辞”

    博士毕业后，尹韵公并没有选择做记者，而是进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读书时，我积累了很多问题，有的在研究或采访过程中解决了，但更多问题到毕业时尚未搞懂。我隐隐觉得，只有在宏观层面上做通盘考虑，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对于思想上的转变，他如是说。

    在国务院研究室的9年，是尹韵公思想不断成熟的重要时期。他对国情的了解日益深入，大局意识和国家意识不断增强，思考和处理问题更加系统全面；他参与了诸多重要报告的调研及撰写，经验的日积月累使他成为某些行业的专家；在高手如云却默默耕耘的氛围里，他逐渐学会了淡泊名利……

    “在这里，我彻底告别了年少轻狂，从此踏踏实实做学问，做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学问。”尹韵公自认，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自此以后，“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国家需要我做什么，义不容辞。”

    1997年11月，尹韵公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任新闻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由从政到从学，他再次迎来了身份的转变。而在新闻所的15年，也成为尹韵公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

    除了更加深入地进行新闻史研究、范长江研究，尹韵公还广泛涉猎其他领域，成就斐然。他撰写的《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是我国第一篇内参机制研究的论文；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话语反击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理论；他较早对跨文化传播和网络文化的意义进行探讨，创作了一批佳作，成为新媒体领域的较早开拓者……

    “新闻学处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前沿，教材一定要及时反映新理念、新提法、新判断，以完善的话语系统和科学的话语体系，引领研究和实践。”作为首席专家，尹韵公参与了中央马工程《新闻学概论》的编写和修订。他力主创新。在他看来，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最为深层的推动力。

    2012年2月，尹韵公离开新闻所，转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面对更加宽广的领域，尹韵公勇挑重担。4年来，中心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梦等，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阐释大政方针、回击错误思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尹韵公也硕果果累累，他撰写的理论文章，连续4年被中宣部评为优秀；写作的内参，每年荣获社科院优秀信息对策奖。

    “学以报国、经世致用，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面对新的征程，尹韵公信心十足。“我们会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本报记者 王 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