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观的精神容量

    【文论之苑】

    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迎来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德本加、扎巴、扎西东主、嘉布庆·德卓、拉先加等母语作家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创作状态，阿来、次仁罗布、梅卓、龙仁青、央珍、格央、江洋才让、格绒追美等作家的创作势头也比较强劲。这一时期小说的总体特点是更多追求民族话语的表达方式，在民族文学的想象中，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完成对民族精神底蕴的把握，揭示时代变迁中民族生活的变奏。

    在这样的背景下，龙仁青的创作体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气脉，尤其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作品体现出了作家浑厚有力的创作脉动。诗人唐湜有一个观点：“诗歌应该体现诗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小说作家。作为当代藏族文学作家中的代表，龙仁青在文本中发展和完成着自己。其中，他在叙事艺术上的精进追求，是他作为作家发展和完成自我的重要保证。今年5月，花城出版社推出的《龙仁青藏地文典》（小说卷《咖啡与酸奶》、散文卷《马背上的青海》、译文卷《一路阳光》），集中体现了龙仁青的创作理念与艺术风格。

    龙仁青的写作一直葆有鲜明的个性。出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一个游牧家庭中的龙仁青从小就徜徉于汉藏双重文化之中，加之所受的良好的双语教育，使他能够自由穿行在汉藏文化时空中。赤岭东西两麓一直以来就是青海“茶马互市”的重镇，民族交往呈现着纷繁复杂的状态，农民与牧民在经济、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交往互动更是频繁生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的历史、汉藏文化交流的背景，加之龙仁青个人的家庭背景三重因素使得龙仁青既拥有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穿越能力，又拥有一种恒定的悲悯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持久穿透力使得他的小说文本形成了可观的精神容量。这种精神容量在小说文本中外化为或克制冷静，或诗化多义，或荒诞戏谑的叙事策略。

    《人贩子》是龙仁青重要的小说之一，描写了一场慈善活动引发的悲剧。在情节发展的五个片段中，作家极具耐心地缓缓道来：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父子独特的个性，充满地方性知识的意蕴……作家在前三个片段中运用了类似酒曲牧歌的悠扬调子，节奏舒缓，不急切，在做足了一切情节上的准备之后，情节突转，悲剧遽然发生，儿子被山洪卷走，尼玛思子心切，被误会为人贩子，小说主题至此揭幕。这种极度克制、冷静的悲怆叙事带来的震撼力丝毫不亚于小说中决堤的山洪所具有的摧枯拉朽的力度。

    《鸟巢》也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一开篇就充满着荒诞的意味。小鸟筑巢的大经堂却是曲果镇的党政机关曾经的所在地；为了追赶潮流，筑巢的大经堂要被拆除，取代它的是一所模仿北京“鸟巢”的建筑。然而，这种荒诞的结果却是以卓玛少女怀春的憧憬和青春悸动的情愫徐徐展开的。小说中的描写恍惚带有铁凝《哦，香雪》的抒情调子，整个结构却与汪曾祺短篇小说《徙》相似，充满诗化的氛围。这种抒情化的情调叙事丝毫没有减弱小说的荒诞性，反而因为这种参差对照给予了读者更富于层次感的阅读体验。

    《香巴拉》是作家不多的探究女性内心的作品。与其他探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文本不同的是，面对私奔这样一种惯常要受到道德谴责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了一种暧昧态度。这与沈从文《萧萧》中众人对偷情生子的萧萧的暧昧态度何其相似。这与边地文化骨血中自由不羁、离经叛道的特质相关。除却这一重意蕴，主人公金措游移、踌躇的状态揭示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私奔故事，香巴拉也并不仅仅是理想生活的象征。这种以女性自我放逐，以渴望出走代替对自我的发现，或是以死亡实现对自我追寻的故事带有类型学特征。乔万尼·维尔加的《格拉米格纳的情人》、丁玲的《阿毛姑娘》、萧红的《小城三月》、阿来的《自愿被拐卖的卓玛》都属于这一主题。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写，作家们都以自己不同的人生体验进行了演绎。而龙仁青这种多义叙事赋予了这个简单故事以饱满的意蕴厚度，完全可以将其列入这一类主题小说的方阵之中。

    曾有论者论及龙仁青小说中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正是作家精神容量巨大的悲悯精神构成了一个个富于孤独感的文本。这种文本要找到同样具有悲悯精神的读者并不容易。作家通过悲怆叙事、情调叙事和多义叙事等策略体现了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的叙事艺术。作家是离群索居的人，恰是这种疏离，留给他们漫长的足以细细雕镂语言的时间，也留给他们集聚故事活力的漫漶空间。

    （作者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