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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7月11日 星期一

    释放人才活力关键在放权

    作者:周湘智 《光明日报》( 2016年07月11日 10版)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强国密码·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光明日报国内政治部联合主办】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构筑人才制度优势、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之举。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这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人才管理中的行政化、官本位和过度管理问题,备受广大人才诟病。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重要一环是“放”,推动管理部门简政放权松绑,让科研人员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让创新创造的血液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的精神自由生长。

     

    1.走出“参公管理”的窠臼

     

        当前,人才管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化色彩浓厚,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与约束过于僵化,动辄用“参公管理”加以约束。比如,把从严管理党政领导干部的规定简单套用在科研人员身上,限制科研人员学术社团兼职和出国交流时间;对海外引进人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一刀切按“裸官”界定处理,影响了海外引进人才的作用发挥。这些做法和现象,违背了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创新规律,与中央从严管理干部的精神不符,与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相悖,不利于科研人员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治吏,深得党心民心。应当说,从严管理干部、整治“裸官”和违规兼职,非常必要,效果也很好。但具体到人才队伍,还是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那些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家庭原本在海外的,他们担任专业领导职务不能视为“裸官”;高校、科研院所负责人,大多是“双肩挑”的高级人才,很多是因为学术成就和科研成果突出而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担任的学术职务与党政领导干部岗位性质不同,应当支持他们在与教学科研密切相关的学术社团兼职,积极参与科研成果转化,而不是套用党政干部规定作出限制。同样,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要从实际出发,支持专家学者更多、更顺畅走出去,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更好在国际空间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人才管理改革的真谛是放权放活,核心是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恰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言: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是大原则大方向,但涉及科研人才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搞“齐步走”。创新创造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让人才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放开手脚释放才智。必须尊重人才创新具有偶然性、人才需求具有个性化特征等规律,探索建立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加包容的人才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当然,与学术科研无关的社会兼职,没有实质内容的出国考察,披着学术交流外衣的公款旅游,还是应当从严监管整治。术业有专攻,专家不是万事通。社会兼职应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让他们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刀刃”上,而不应让过多过滥的兼职和应酬影响本职工作。这是人才成长规律使然,也是对人才的关心爱护。

     

    2.穿越“官本位”的迷雾

     

        专业技术领域的“官本位”是个沉重的话题,背后涉及人才的地位问题。现在,有这样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些科研人员不愿在第一线科研攻关,而总想去当什么“长”,或愿意到管理部门去,一个处长职位,十几个教授挤破头、争着当。科研人员做出一些成绩,组织对他的奖励也是“学而优则仕”,提拔到行政岗位做领导,被委以各种“管理重任”。“评个教授不如当个处长”,反映了科研人员的地位、话语权和掌握的资源确实比不上一顶“官帽”;科研评奖、项目申报中的“官者通吃”现象,也折射出科研依附行政权力的尴尬与无奈。

     

        有研究指出,“官本位”制约了中国大师的诞生,使很多具有科学大师潜质的年轻人都过早被埋没了。从事科研创新,越聚焦越有能量,越是纯粹的热爱越能产生变革力。“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一生就做一件事”,这不仅是人生哲学,更是科研创新的铁律。技术领军人才很难培养,如果这时把他们调整到行政岗位,无异于用磨灭科学家的方法造就管理家,是严重的人才浪费。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优秀的科技拔尖人才,同时也是优秀的管理者,这样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对提高研究机构整体水平,非常有意义。实际上给科学家一定的“头衔”,有时的确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方便他们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探索研究。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多数人来说,做管理还是做科研,只能选择一条道路。

     

        创新科研人员使用机制,必须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确保学术权力的有效行使,切实改变内部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力量主导学术资源分配、行政力量主导教学科研人才的评价、选拔任用和激励等做法,给创新人才提供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一辈子搞科研。当然,解决科研领域的“官本位”问题,并不影响优秀人才进入党政机关。美国的“旋转门”制度,就为科研人才在学术研究和政坛领导角色中来回变动架设了顺畅的桥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是个典型案例。我们也可以借鉴这方面的优点,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智库间有序顺畅流动,给科研人员的人生一个更加丰富的施展空间。

     

    3.克制“勤翻盖”的冲动

     

        科研管理太急于求成,评估检查繁多,是当前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问题。科研项目从申报、评审到中期检查、验收、考核,要填无数表格,要附大量的研究附件、证明材料,各种层次的评审会挤占大量科研时间,有科研人员戏称“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不是在评审别人,就是在被人评审”。以至于有人发出了“给科学家一点发愣的时间”的呼吁。

     

        风物长宜放眼量。科学研究需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要给科技人才十年磨一剑,甚至三十年磨一剑的环境,给他们时间和空间,不要让他们今天写项目,明天填表格,后天忙评审,整天将时间和精力消磨在科研之外的烦琐程序上,人才也容易忙碌和浮躁。安静与相对自由是科研人员梦寐以求的环境。大师是“冒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如日本就在1990年选择100名科技工作者,不评估、不审计、不检查,这是20年后他们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间是科学家最宝贵的东西。科学家喜欢并有能力长时间艰苦工作,他们常常没有时间顾及家庭生活,也没有时间消遣娱乐。据统计,美国杰出科学家,一般每周工作上百个小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献身于工作。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科研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提这个问题,并强调说“至少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解放生产力,必先解放科学家。在科研创新面前,管理部门的“有形之手”应当保持克制,要注意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科研人员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在埋头实验之余还有“仰望星空”的从容。

     

        (周湘智,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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