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书九“死”见精神

    【说文谈史】

    清代书人有句俗话，说“喜字可书茅厕，死字不登庙堂”。意思是，只要写喜贺庆吉的好词，贴在哪儿都不会招嫌；若是凶恶晦气之词，人都怕触上霉头，挂在哪儿都不受欢迎。

    不写“死”字，一是书者忌讳，天下诗文多多，犯不着非挑人家厌恶的字去写；二是藏者忌讳，藏什么不行，凭啥偏拣那阴气森森的“死”字？挂不能挂，送不能送，把玩都觉得倒抽凉气。

    人心也怪，奈何不得。隔壁修车的刘二，哪天兴起，喝完二两后大笔一挥，写个“寿”字，你敢挂。可是，地球渐小，不定哪天碰上了王羲之的“真传弟子”，给你写个“死”字，你敢“张之壁，悬之楹”吗？

    话虽如是说，但在特定的场合，忌讳不忌讳，其实都是自个儿说了算，名副其实的“信不信由你”。自己坦然，胸无芥蒂，书家即使书了“死”字，也不见得就真会倒霉到去死。丙子（1996年）夏，河南周口有人来京请启功先生写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条幅。启功边写边说笑：“年青时，总不敢写‘死’字，怕倒霉，结果人生百倍坎坷，横竖都是‘罪该万死’。后来年逾花甲，也不避讳了，光写‘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些语录，少说也有二十来件，结果现在反倒‘寿比南山’了。看来，凶吉由他，但写无妨……”

    虽是笑话，但启功先生实实在在地说出了一个“凶吉由他，但写无妨”的道理。然而执此一端，去解读这位曾经沧海历尽坎坷的文化老人，还是太肤浅了。能生死度外，荣悴坦然相对，恐怕不仅是君子善养其身的修行，也是一种“不入炼狱，舍我何人”的修炼。

    词义的好与坏，不能说绝对关系写字人的命和运，忌讳都是忌讳者自个儿找的。不过，道理终归道理，中国书法史传承下来的墨宝书写有“死”字的，确实不算多。

    《礼·曲礼》曰：“庶人曰死。”又《礼·檀弓》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又《周礼·天官疾医注》曰：“少曰死，老曰终。”看来，“逝”“终”等字，与“死”字，存在着尊卑上下之别。在古籍中“死”字属凶字恶字，而且表意直白，人多厌恶之，故常以“崩”“终”“逝”“去”“殁”等字婉而代之。其实，代来代去，还是一堆招嫌的字眼。

    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王羲之《兰亭序》，没回避恶字，文中两处用了“死”字。一处是“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死生都是大事情），引《庄子·德充符》语，而此语实际上是庄子引孔子的话。另一处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认为庄子的“一死生”（即死生无区别论）很虚诞，庄子的“齐彭殇”（即生命长短无区别论）更是胡言乱语。王羲之的这些观点在崇尚玄学和老庄思想的东晋时代，不但胆大，而且难能可贵。后代当然也不糊涂，所以何绍基集《兰亭序》联有“九日不死无万古；一气所化为群言”，又彭玉麟集联有“不遇古人为后死；得游乐地是长生”等，皆用了那“死”字，也没招人非议说道。

    诗文家善用曲隐，可以有多种方法回避“死”字，例如逢着说“死”，换个“投缳”“弃背”“先归”“终老”等说法，虚晃一枪即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那“弃捐”说得再好听，也就是个“死”字。唐崔峒有“但使忠贞在，甘从玉石焚”，那“玉石焚”即言敬重的“死”，也风雅顺耳，见出文心。

    南宋国势飘摇，乱世避讳不及，诗词中直接用“死”字渐多，用多见多惊怪自灭，也就成了习惯。脍炙千秋的，应该首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因为古今皆列为中华道德训典必选，高标楷范，纵“死”字赫然在目，也没啥说的。另外，李清照评议楚霸王项羽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洪平斋挽义士谢枋得的“后死十年应有待，轻生万里故非狂”等，章灼显志，所言皆故世人杰的“死”，谈不上避讳“凶恶字”。倒是吕本中感慨兵乱余生的“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陆游的“偶容后死宁非幸，自乞归耕已恨迟”和“邪正古来观大节，是非死后有公言”，以及明代丘濬的“后死故人无恙在，锺情还似有生时”等，分明自己健在，偏拣那“死”字凝心思远，有点意外。不过，好在都精警有力，逸气干云，反而淡化悲戚而矫矫生奇；这样将“死”字直入诗词，不再避讳，应该算作一点进步。

    忠义胆大为英雄。印象中，不但敢写“死”字，无一回避，而且在同一幅作品中竟敢一气连写九个“死”字的有近代冯玉祥（1882－1948）将军的《现今人之死》隶书条幅。

    此隶书条幅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正文六十五字。文曰：“现今人死大约不外四种：病死，老死，作亡国奴而被日本人杀死和拼命杀日本鬼子而战死。同一死也，其价值有天地之分，只有打日本死是为国死，是重于泰山的死。”

    岁月弹指，此作距今已七十七年，评介赞叹者不少，却未见议论为何冯玉祥将军连写九“死”的。“九死”，非寻常词语。吾国历史上素以“九死”为极，屈原有“虽九死其犹未悔”，那感觉好像比濒临死亡还要严重，故明代叶山《叶八百易传》有“能立忠亮之节者，九死而不回，百折而不废”，宋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附跋评颜真卿有“丹心浩气，九死不移”，《春秋大事表》有忠铮士“至蹈九死而不悔，非有得于圣贤之教而能然乎”，看来，冯玉祥将军因国难殆危愤踊书此九“死”，自有其丹心浩气，忠亮节义，料不会是心血来潮的偶然赋笔。

    不管对冯玉祥本人的书法艺术水平如何评点，单单这隶书条幅，九个“死”字赫然于纸上，可以说，宣示了中国人取义成仁的正气，也写出了中国人甘为国殇的骨气，俨然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新版豪言壮语。在国家危急民族存亡之时，有如此忠肝义胆，洵为难得。

    “打日本死是为国死，是重于泰山的死”，说得真好！这时，“死”字当目，取义成仁，甘为国殇，“死”字代表了一种精神，亦萦系了中华民族的国魂。这样的书法作品，纵有九个“死”字，又有何妨？

    张之壁，悬之楹，光辉不灭的是那些字背后的中华大无畏精神。

    （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