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名跑步锻炼的中年男性中暑休克，因错过黄金抢救时间而不治。6月29日，一位34岁的网络编辑在北京地铁6号线上倒地失去意识，虽很快有人上前施救，终未成功——现场附近没有自动体外除颤器。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在突发疾病、意外伤害面前，分分秒秒都生死攸关。救人性命是人的本能，但人们又常常会有心无力，奈何不了“不会救”和“不敢救”的尴尬。
急救医生的绳墨之言
“对生死线上的患者、伤者来说，黄金抢救时间就几分钟，这时第一目击者比急救人员更重要。”北京急救中心资深急救医生贾大成说。
“一位母亲开着车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出来，一个急刹车，孩子把嘴里的糖块吸进气道，眼睁睁看着孩子缺氧、窒息、心脏骤停。送到医院，切开气管、呼吸支持已全不起作用了。”这是武警总医院急救医学中心主任王立祥的接诊实例，说明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的重要性。
同样的情况，北京急救中心药械科科长李坚韧也遇到过，却看到相反的结果：一个老爷子在家吃烧饼被噎住，脸憋得青紫。叫完救护车，老人14岁的孙子猛地从背后一个环抱，握拳在肋骨下缘与肚脐之间抵住，再向上冲击，咽喉中的食物被成功排出来了。这个“牛孙”的正确动作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学校教的。
“学点急救技巧可能很少会用得上，但‘七分救援在平时’，一旦遇到不测，对自己、家人、周围的人就可能决定生死。”李坚韧说。
“正确呼叫急救车、叙述事发位置、附近标志物、保持电话畅通、留房间门等等，这样简单的事很多人都会做错，还有不少因施救者搬运动作不当，造成脊椎伤者瘫痪的事，也是普通公众缺乏急救常识和技能所致。”北京友谊医院护士说。
提高急救普及率谁来做
“在灾难救援中，靠自救互救求生成功的人数，总是远远超过急救人员救出的人，这是普及急救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救护处处长郭建阳介绍，“据测算，在急救普及上投入1元钱，在灾害里就能减少至少4元钱的损失。”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急救培训服务。郭建阳说：“每年我们都会与学校、机关、企业、社区和农村合作，培训300万名以上的红十字救护员。”但即便如此，这类知识的普及率在我国也很低。在北京，接受过红十字会系统急救知识培训的市民仅占常住人口的4%左右，与发达国家不是差得一星半点儿。
王立祥则认为，“普及工作需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各级急救机构、三甲医院的力量。”有强大的专业信誉，这类机构的确发挥了不小作用。如北京急救中心自1989年以来，在开展专业培训的同时，一直承担高危岗位人员和普通市民急救知识技能的培训、普及工作。“迄今已培训了25个行业系统的30万人。”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范达介绍。
在普及急救知识的信息产品制作上，主流医疗卫生机构也不能缺位。据介绍，继北京急救中心推出首个免费下载的急救助手软件，各地急救机构推出不少佳作，真人视频、图解动画，不一而足。中国红十字会等开发的急救App，目前下载量已超过百万。
此外，一些专业急救医生的志愿服务行为往往有更好的社会接受度，比如退休急救医生贾大成。拨通他的电话，他说在北京燕山石化的培训现场，正准备开讲。搜出他的博客，发现他早已是急救宣传大V，点开首页显眼处“要火的音乐视频”，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曲调，配上急救室里急火火的画面，开头一句“硝酸甘油、多边胺、异丙肾上腺，心衰再推上速尿，异丙肾上腺……”有点谐虐，却还是暖心。查看这个注册自媒体的粉丝量，有150万之多。
规范指导和“好人法”一个也不能少
如果有懂急救方法的家人、朋友在身边，知名相声演员侯耀文也许不会那么早倒在家里，爱立信前老板也未见得猝死在跑步机上。
但是在当下，伸出援手仍然让人纠结。见死不救，有良心和道德的拷问；贸然施救，搞不好会担责甚至遭索赔。
关于这件事，有两方面意见很重要：“没经过基本训练和专业指导的‘救’应该商榷，特别是心肺复苏，虽然技术并不高深，但要做到规范操作、有效抢救也不容易，需要有一些相对专业的训练。”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会长李立环表示。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急救中心培训部副主任陈志提出，“急救培训也需要准入制度，应有专业人士主导把关”。
另一方面，需要有法律为施救者免责。郭建阳说：“应像一些国家那样，在法律政策中，加入保护鼓励施救者的条文。”
好消息是，这件事我国已不再是一张白纸。从2015年1月起，杭州市率先在全国推出相关地方法规，为施救行为受法律保护开了个好头。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也在征求意见，探索相关立法。
“在一些特殊行业的准入上附加急救技能要求，应该也是个路子。”郭建阳谈道，比如可强制要求消防人员、警察、体育教练、幼儿教师、出租车司机、导游等掌握心肺复苏等急救方法，正是这类法律规定保证了发达国家较高的急救普及率。
公共场所的体外除颤器、急救包及其他
一年前，在美国进修的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意外火了一把，在路遇突发心梗的美国老太太时，由于他的果断出手和处置，让已停止呼吸心跳的老人得了救。事后唐子人多次说起这次成功施救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在做心肺复苏的同时，有人很快从附近拿来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及时做了两次除颤。这个装备便携、易操作，稍加培训就能使用，能成倍提高心源性猝死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他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急救设备，更是一种有效的急救新观念。
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通过有关法案后，公共场所全部依法设置除颤器。每年大约有40万例心脏骤停患者，抢救成功率约为９%，个别大城市达30%或更高，这是关键因素之一。不止美国，这个设备在日本、在我国台湾地区等都有较好的投放。在投放相对较少的我国香港地区，也达到了每1万人1台。
有关统计表明，我国每年大约有50万名心脏骤停患者，抢救成功率还不足3%。但如此有用的设备，目前在我国公共场所的投放却十分有限，包括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连急救包都很少见。
首都机场是北京投放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到实地看，要么上了锁，要么成了摆设，工作人员不会用，也没见过有人使用。所以唐子人呼吁的“在公共场所配备急救仪器和教会更多的人使用”这两件事，实际上目前都未办到。
无法可依，未解决谁能用的问题，也就谈不上大规模投放和培训使用了。
随着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开放运行，大批人群向浦东集中，上海市红十字会于去年9月开始启动试点投放自动体外除颤器公益项目，至今，总量一直在增长。预计至2018年底，浦东新区将布设800余台，十分可喜。
公民的急救水平，是到了需要整体提高的时候了。
短评
急救教育亟待普及
太多本可以挽回的生命，因缺少急救人员到达之前的适当处置逝去了。
公民急救水平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标尺。许多发达国家急救教育普及率很高，在这方面我国与之相比差距悬殊，且多年来变化不大。
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人们对生命保护的要求提高了，许多以前不能做和没有做到的事，变成急迫的需要了。
公民急救教育应该是一种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供给。它包括急救知识技能的操作性普及、急救器材在公共场所的大面积投放，以及保证有相当数量的人会用和敢用。
这些事都可以在政府的重视引导下有所作为。即使是用制定法律法规来推动，也是时候了。因为公民急救知识普及率的提高所能换来的，一定是更高的生存率。
（本报记者 夏欣 田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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