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上事”需叫救护车的市民知道，近来北京救护车的收费有变化了，“空驶费”“返程费”已彻底消失，全部实行按载客里程计价。“随车出诊费”一律改为“院前危急重症抢救”，纳入医保、工伤报销范围。
可预期的变化不止这些，北京院前急救这一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侧改革，正在整合协调中提速向前。
平均每天诊治运送1600余名病人
在前门西大街北侧，北京急救中心大楼已立起28年。作为国内最早开展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城市之一，北京早在1988年就启用了120这个急救号码。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城市风险加大，2001年又催生了北京红十字会紧急救援（999急救）中心。
可以说，长期供需矛盾，“急”和“救”的特殊氛围，让这个行业有太多不确定性和被抱怨的理由。
这套体系日常是怎么运行的？日前，记者来到位于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附近的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
穿过主楼，记者随该中心宣传办主任王蕊来到后院。也许因为是周末，只见备勤的救护车林林总总，一片“医疗白”。车的种类样貌之多超出想象，管理员拿来钥匙，一个个打开车门，车里面的装备也迥然有别，专业实用。
“我们现有各种救护车319辆，15年来增长了4.4倍。北京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数量比999急救中心还要更多些。”王蕊指着地面有红十字标志的一小块空地告诉记者，那是直升机停机坪。他们已率先引进两架世界顶级配置的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一架固定翼飞机。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院前急救系统已经建起305个急救站。按照2014年年底的统计，全年诊送病人58.75万名，这在以前很难想象。
2010年以来，北京市院前急救呼叫量年均增长6.49%，以常住人口计算，平均每百人急救呼叫3.4次。但仍存在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呼叫满足率为87.13%，距离发达国家的95%还有一定距离。
从各自为政到四方打通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指挥大厅是流彩的光影世界，一排排动态显示屏对应100多个调度指挥座席，可同时接受两千人拨打电话，瞬间确定病人位置，2秒钟内便可自动就近派车，从接警到现场急救、途中转运全程监控。
值班组长敲打着键盘向记者报出派车、流转的即时数据。经过三次升级改造，这套系统接警反应时间一次次被缩短。
在一块俯视屏上，蓝色和绿色两种图标闪闪烁烁，分别代表120和999的车辆动态分布和实时工作情况。
“为避免资源重复浪费，2011年起，我们已按照上级部署，与120急救指挥调度平台合网，再与另三家报警信息平台织成一张大网，实现了120/999、110、119、122四方的互联共通。”
999急救中心（医院）副院长田振彪的几句轻描淡写，实际上是一项没动渣土的大工程，旨在把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不同的两家乃至五家机构的信息，在院前急救医疗调度区域内统合起来，有突发事件时，信息同时传输到急救、交管、消防各个部门，抢救伤者与事故处理同时进行，并及时有效地调动离现场最近的急救资源。
虚拟的“打通”，在现实中的几家单位之间真能实现吗？试运行第一周的统计是，避免了93次重复出车。
北京急救中心一位负责人举例，遇到外地转运来的危重病人，交管部门即通过调度专席介入，进行信号管制、现场疏导甚至警车开路。前不久，一个重症心脏病患者被航空转运到北京安贞医院，就是通过交管部门协调，在医院旁边开辟临时停机坪。
“当发生火情的时候，119一样能证明这个联动机制的反应速度。去年，北京广渠门附近一处面包房发生燃气爆炸，120与119立即合作，搜救、破拆、救治、转运同时进行，其总体反应速度、决策处置能力初步得到提升。”这位负责人说，几家机构每年都会开一到两次协调会。但他认为在信息平台响应后，120和999两家机构的资源指挥调配仍存在不协调，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无论如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已初步达成，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一城两号”欠妥 创新机制难得
同时使用120和999两个急救呼救号码，把两家单位绑在一起，是院前急救领域的“北京特色”。但当时没有主观故意，完全是首都城市发展历史选择的结果。
北京急救中心（120）隶属于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原北京市卫生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北京市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共同合作建成的，起点高，“范儿正”，队伍整齐专业。但接下来十几年急剧增长的服务需求，让刚起步的院前急救体系不堪重负，市民院前急救服务资源明显不足。
北京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就是在本世纪初的这个时候应时而生的。据介绍，其自筹资金、自收自支的管理体制，在当时并不被看好，却在体制的逐步完善中拓展了自身潜力和生长空间，创造力得到极大释放。迄今已在全市城乡铺设180个急救网点，和北京急救中心一道，打出了首都影响和国内外影响。
对于999急救中心的快速崛起，北京市政府在一番明察暗访的调研之后，于2010年大胆突破，决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坚决的肯定和支持。2011年把120/999联动机制纳入北京市医改重点任务之一，将两支队伍一起纳入政府急救体系，统筹推进，弥补资源不足。
“这在客观上给老百姓多了一个选择，并为院前急救体系注入活力。”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医改办高星说，“政府既不包办，也不把手伸得太长，用简单的行政手段管。而要用政策和制度调控两方面力量，尽可能管办分开，这其实就是一种机制探索，是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调节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机制创新。”
据介绍，在督促并网后，市政府进一步因势利导，不断统一服务标准，同时加速有关立法，最近又把统一价格收费这张答卷从容交给北京百姓。
“虽然还会有规划、指挥方面的不协调和小概率负面事件，但没有形成恶性竞争，两个急救中心开始有了共识和协作机制，常主动一起开展交通事故院前医疗急救联合处置工作。大家在磨合中产生默契，并找到彼此的位置。”高星说。
在公共卫生服务上政府更不能缺位
“问题”通常会和“发展”捆绑在一起，并成为“发展”的印证。
“急救资源分布不合理、郊区急救点太少；交通拥堵等造成危重病人转运不及时，到了医院有时又送不进急诊室……”这是求救患者和家属口中的不如意。
“急救资源经常被回家、转院等非抢救型人员占用；院前急救医生太少，其待遇与高风险、高强度的付出不匹配……”院前急救机构急救医生也有很多无奈。
谈到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北京急救中心一位负责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院前急救有明确的公共卫生属性，应由政府牵头建设，从法律上给予确切定位，否则只靠急救机构发力，会让很多事情不好解决。比如老百姓对院前急救医生的要求多元、立体，可目前的执业医师培训就没有这个专业。一个城市两个急救号码，并不利于百姓合理利用急救资源，应该发展更加统一的急救体系，这些都需要政府层面的整合、协调、推进。”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很快将有第一部这样的法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经反复酝酿、调研和市人大四次审议，已呼之欲出。据了解，条例将首次明确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性质，明确政府在其中承担组织领导、规划建设和监督管理等职责。
在这个基点上，院前急救面临的种种问题将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法，最终在规划布局、服务标准、城乡规范及预算等方面实现统一，“院前与院内衔接救治”的大难题有了突破的希望。
“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靠一个部门发力就能办好的，需要政府牵头，实实在在拿出办法跨界整合统筹。如果这次立法能真正推进院前医疗急救各个方面的工作，那么，北京乃至全国的院前急救事业将会加速驶入适应现代化、国际化的快车道。”高星说。
这将在更高层次上体现急救医疗的终极追求——对人的生命关怀。
短评
百姓需要这样的统筹协调
从呼叫急救车，到进入医院急诊室，“院前急救”的这个距离在人们心理上还十分疏远。因为它涉及现场救护、路况交通、医院接诊能力等方方面面，是环环相扣的生命链，也是系统工程，要提高急救效率，仅靠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单打独斗都很难奏效。
北京市在院前急救系统发展的关键点上由政府出面牵头立法，制定政策，推动信息互通，这种跨界统筹整合的角色担当，不表面，不务虚，是脚踏实地的服务做事。
院前急救如此，其他事业也如此。关键时刻政府自觉到位，还在于这类“因急救车而起”的事，与提高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水平相关，与老百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相关。
对人的生命关怀，是老百姓最大的福祉。
（本报记者 夏欣 田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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