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党刊的风雨历程：1920—1949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报党刊的建设，在建党前后、中央苏区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创办了众多的党报党刊。在当时异常艰难的斗争形势下，这些报刊的存在时间大多不长，却承担着共同的历史使命——阐明党的理论主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对与打击敌人。党报党刊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启示我们，党报党刊应该秉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

 

谁是第一份党报党刊？

 

    第一份党报党刊究竟是哪一家？至今尚无定论。

 

    有人说是《劳动音》，理由是它是由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时间上距离1921年7月1日仅仅半年。1920年11月7日，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工人周刊——《劳动音》创刊了。主要编撰人邓中夏以“心美”为笔名撰写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文中宣称要“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提倡劳动主义，反映国内劳动界真相，为劳动同胞提供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提供阶级战争的工具”。11月底罗章龙任主编。《劳动音》为32开本，在北京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地区广为发行，每期总销数达2000份。这本刊物内容侧重于对实际工人运动的指导，着重反映工人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曾详细报道过唐山煤矿瓦斯爆炸五六百工人死难的惨案、南京万余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的斗争等消息，并发表了评论给予支持，此外，还为广大工人指明正确斗争的方法和途径。《劳动音》出版5期后被军阀政府查禁停刊。后又改名为《仁声》继续出版了3期，1920年12月5日因缺乏经费停办。

 

    也有人认为《工人周刊》更贴近，时间上也很吻合。《工人周刊》是李大钊领导北京党组织创办的，于1921年7月在北京创刊。《工人周刊》创刊初期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由中共北京组织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出版。1922年夏改为从上海迁至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工人周刊》4开4版，历任主编有罗章龙、吴汝铭等。李大钊、高君宇等任编委。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曾任该刊特约通讯员。

 

    《工人周刊》辟有“评论”“劳动新潮”“劳动要讯”“劳动调查”“工人谈话”“内外政闻”等栏目。它报道过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的高潮，以及中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发展到反帝反军阀政治斗争的转变过程，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已经日趋成熟。

 

    《工人周刊》不仅深受北方工人的喜爱，曾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还通过铁路工会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至东南亚、法国的华工群众中。在军阀政府的压迫下，该刊往往不能按期出版，第64期后篇幅缩小，由4开4版改为8开一张，曾经几次停刊，总共出版150多期，每期销数为2000至6000份。

 

    1925年12月《工人周刊》被京畿警察厅勒令停刊，当时共出版133期。现见到的最后一期是1926年1月25日出版的137期。也有一种说法是1926年底停刊。

 

    还有人说是《少年》月刊。这是由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创办的机关刊物。1922年6月3日，旅欧的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等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8月1日，创办机关刊物《少年》月刊，编辑部设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办公地巴黎十三区哥特伏化街17号。《少年》的前期主要由赵世炎负责编辑，陈延年、陈乔年等负责刻蜡版、油印、装订和发行工作。1923年3月以后，周恩来接替他们，承担编辑、发行重任；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等也先后参与了这一工作。

 

    我认为，《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即后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这一刊物。刊物为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5000份，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到1921年7月7日停刊，共出6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任主编。李达与王会悟在渔阳里二号新婚，他们的新房随之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共产党》月刊是宣传共产主义的早期刊物，它在中国第一次竖起“共产党”的大旗。该刊主要介绍关于共产党的理论知识，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刊载第三国际的重要文件，报道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的发展，论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想；同时也用相当的篇幅，同伪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该刊对促进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统一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该刊撰稿人一概不署真名。陈独秀为创刊号写的《短言》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该刊第一次喊出了令人激动的口号：“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该刊于7月出版了第6期，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如果在时间上不太苛求的话，在党的舆论导向上称得起重大影响的还要数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向导》周报。它是党的第一份“立在舆论指导地位”的中央政治机关刊物，16开铅印，由蔡和森任主编，其后，瞿秋白、彭述之继任。陈独秀在创刊之初为其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本报宣言》，并制定编辑方针。发刊词称“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号于国民之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导该刊筹创，并以孙铎为笔名参与前期的编撰。

 

    《向导》从创刊到1927年7月在武汉停刊，共出版201期，载文1474篇，累计346万余字。蔡和森、高君宇等负责编辑工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张国焘、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金斯基等，都曾为该刊撰写文章。

 

    《向导》周报的编撰队伍是一个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充分体现了革命家和政治家办报的风格。《向导》以报道评论国内外政治时事为主要内容，设有“时事评论”“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寸铁”等固定栏目。周报举办共5年之久，由初始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发展到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影响还波及乡村；在国外如巴黎、柏林也设有分销处。到1926年4月，每期总印刷量达2.9万份，发行量最高时达10万份，还出版过50期为一集的合订本，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刊物。1927年国民党实施“清党”而被迫停刊。

 

    值得一提的是，《向导》第191期刊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人民军队的第一份报纸：《浪花》

 

    人民军队出版的第一份铅印军报，是红四军政治部在闽西创办的《浪花》报，时间是1929年7月27日。

 

    1929年1月和5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第二次进入闽西，并于5月23日、6月3日、6月19日先后三次攻占龙岩城，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至此，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印刷机器，成为红四军宣传战绩、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创办了《浪花》报。《浪花》报（创刊号）开宗明义地指出，其使命是要“效力于它的主人——被压迫阶级”，以简洁的文字揭露包藏祸心的反动统治者的罪恶行径，发扬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屈服一切傍虎施威的丑类”“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为非作歹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浪花》报热情宣传了红四军攻克汀州，直取龙岩、永定、上杭，歼灭军阀郭凤鸣、陈国辉的战绩；报道了闽西各地举行工农暴动，组织工会、农会、赤卫队、暴动队，创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号召贫苦工农积极行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封建剥削制度。

 

    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引起了蒋介石及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的震惊，急忙调遣一批“剿匪健将”对闽西摆开“会剿”的阵势。面对敌人甚嚣尘上的“会剿”声浪，《浪花》报以它“特殊的精神”，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军阀混战“挂羊头卖狗肉”的实质，动员根据地群众起来粉碎敌人的“会剿”。

 

    目前在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陈列的《浪花》报（创刊号）是在漳平县城的一幢民房墙上发现的。这张报纸和土墙牢牢粘在一起，不可分割，只好将土墙一起切割下来，用玻璃罩起来，放在展室内。这是一份四开二版的铅印小报，报头“浪花”二字清晰可见，其他文字则不好辨认了。纪念馆胡馆长告诉我们，报纸设有“发刊词”“特讯”“短评”等栏目。这张独一无二的《浪花》报，经由专家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在没有发现《浪花》报之前，很多人认为第一张军报是《红军日报》。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立即接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沙民国日报》社的房屋、印刷厂及设备物资。7月29日，《红军日报》——红军报刊中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铅印对开大型日报创刊了。《红军日报》由红三军团总政治部主编，共出版了6期；每期都有社论，每期头版位置固定刊登《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从第二期起增设文艺副刊，刊名《红军》，明确提出副刊使命“是无产阶级的喉舌”。由于当时国民党省主席何键调集了15个团围攻长沙，8月4日《红军日报》停刊，8月5日（即停刊的第2天），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撤离长沙。《红军日报》只办了11天。

 

红色政权的第一份报纸：《红色中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宣告成立。于此前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底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160余种，目前发现的有130余种。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了。它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实际上起着中央党政机关报的作用，社址在瑞金叶坪村。当时的《红色中华》与“红中社”（新华通讯社前身）是“报”“社”一家，两块牌子，一个编辑部。《红色中华》编辑部肩负双重任务：一是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二是利用仅有的一部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及塔斯社英文广播，编译刻印成“参考消息”——《无线电资料》（后改为《每日电讯》）。报社内设《红色中华》编辑委员会，工作人员最初只有三五个人，编辑人员连新闻台在内最多时也只有12个人。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周以栗担任了第一任主笔。先后主管过编辑业务的还有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陈微明）、谢然之、瞿秋白（1934年1月以后）、任质斌等人。

 

    《红色中华》报铅印四开，一般出4-6版。它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等内容（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以及“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栏目，还设有不定期出版的文艺副刊《赤焰》。当红军获得大胜利时，还发号外。《红色中华》发行量最多时达4万多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此时，留守在江西苏区的瞿秋白一边治疗肺病，一边继续出版《红色中华》，至少出有24期。1935年1月21日出版到264期时被迫停刊。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党报党刊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了许多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拂晓报》等。

 

    《解放日报》是在根据地每日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1941年5月16日创刊于延安。中共中央对创办《解放日报》极为重视，创刊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明确指出该报的宗旨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毛泽东在发刊词中还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创刊后，毛泽东经常亲自指导该报的工作，并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论、评论和新闻。《解放日报》的社长先后为博古（秦邦宪）、廖承志，总编辑先后为杨松（吴绍镒）、陆定一、余光生。1947年3月国民党侵占延安后，《解放日报》在陕北转移途中出至同月27日停刊，共出2130期。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历任总编辑有华岗（华西园）﹑吴克坚﹑章汉夫等。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

 

    《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宣传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在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以及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揭露并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反动政策﹐反对美国的侵略阴谋；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些真实﹑正确的宣传报道﹐教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曾被毛泽东﹑周恩来称赞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又一支方面军。

 

    《新华日报》始终面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提出“为人民讲话﹐让人民自己讲话﹐讲人民自己的话”的宣传方针﹔开辟“读者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栏﹐反映劳动群众和下层公教人员的悲惨境遇以及他们反抗压迫的正义斗争。

 

    《新华日报》用大量版面﹐为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讲坛。冯玉祥将军和郭沫若、茅盾﹑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陶行知﹑张西曼﹑胡厥文﹑胡子昂等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经常为此报撰稿。马寅初曾在“友声”专栏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呼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其中，晋察冀边区于1938年1月成立了边区政府，成为“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就创办于边区政府成立之前的1937年12月，1940年11月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由于处在敌后的战争环境，社址几经迁移。1948年6月14日终刊，共存在了11年零6个月，日发行量最高曾达5万份，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创办时间最早和最长的党报之一”。该报在敌人残酷的“围攻”“扫荡”中，始终坚持出版，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晋察冀日报》的编委陈春森回忆说，当时的出报环境十分恶劣，常常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上面还有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即便如此，报社还是规定：行军中只要有24小时驻地时间，就要争取出一期报。1939年日军分几路围攻阜平地区，12月3日中午，报社进入易县刘家台以北的芝麻沟时，突然遭到日寇飞机的轮番轰炸，炸死炸伤了一些运输队员和牲口，一部分印刷设备也被炸毁。这时又得到紧急情报，南边完县的敌人尾追过来，北面涞源的敌人正向芝麻沟合围。报社同志晚上急行军50公里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唐县杨家庵村的第二天又出了一期铅印报。

 

    《拂晓报》是抗战时期广泛流传于中原一带、影响最大的抗日宣传报纸。它是党的喉舌，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们政治上的指南针，是党的机关报。1939年毛泽东曾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拂晓报》是新四军游击队于1938年9月29日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创办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是这份报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报纸命名并在《发刊词》里指出：“‘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拂晓报》的印刷与出版都是秘密进行的，它的报纸编写人员随军流动，在行军中工作。当时的报纸编写人员很少，有许多同志在这方面还是外行。他们奔波终日，征尘未洗，就卸下仅有的两支铁笔、两块铁版、两桶油墨、一把油漆、一面木板、一方铁片做成的调油板、印刷蜡纸，在夜深人静时开始工作。

 

    1946年夏出版到100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为《雪枫报》，以纪念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与敌人作战时牺牲的彭雪枫同志。

 

    战争年代，《大众日报》有50多位先辈壮烈牺牲，他们中间，有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报社管委会主任李竹如，也有普通的排字工。这恐怕是世界上新闻工作者牺牲最多的一张报纸了。

 

    《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1日，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出版至今，是中国共产党现存党报中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刘导生、匡亚明分别担任首任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创刊号报眼上刊登“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口号。发刊词中，阐明办报宗旨是“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大众日报》始终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史实。在抗战的困难时期，《大众日报》也一直坚持出版，不能出铅印报，即出石印报、油印报和书页式小报。抗日战争时期，《大众日报》是引导、鼓舞山东人民团结战斗，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

 

    解放战争中，我们党在东北解放区创办了《东北日报》、在晋冀鲁豫创办了《人民日报》。此后这张《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今天的《人民日报》。

 

    回顾党报党刊的风雨历程，从中可以得出两点启示：一是党性原则，即坚持党的正确的舆论导向；二是人民性原则，坚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党报党刊应秉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

 

    （作者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国内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