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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真实版的“潘冬子”（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经典形象），但她却是个女娃子，名叫邓叶芸。邓叶芸的母亲邓惠中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人物原型。1949年11月27日，母亲邓惠中和二哥邓诚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在母亲信念的感召下，邓叶芸也早早投身革命事业，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前夕，我们采访了为党的事业终生奋斗的邓叶芸老人，年逾八旬的她满怀激情地讲述了妈妈邓惠中烈士的感人事迹，以及在其影响教育下成长进步的经历。
敬 爱
1949年11月27日，当黎明的曙光即将照亮雾气朦胧的山城重庆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响起了罪恶的枪声，国民党特务的子弹夺走了300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生命。我的妈妈邓惠中和二哥邓诚就是在这次屠杀中壮烈牺牲的。
60多年岁月流逝，随着新中国的兴旺强盛，人民生活日益幸福，我对妈妈、二哥以及无数革命先烈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也与日俱增。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益言、罗广斌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曾使多少读者感慨唏嘘。其中，那个疾恶如仇、手使双枪、一举击毙叛徒甫志高的“双枪老太婆”，给读者的印象尤深。1983年，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有‘双枪老太婆’之称的邓惠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消息后，朋友们奔走相告。
许多人好奇地问我：你妈妈是怎样投身革命的？她真会使双枪吗？华子良是不是你父亲？一连串的问题表明了世人对母亲的钦佩，他们渴望知道“双枪老太婆”更多的传奇故事。
我要坦率地告诉大家，我的妈妈邓惠中在送丈夫到延安参加抗日后，自己很快参加了党组织，又在解放战争期间，带着自己的儿子邓诚去组织著名的华蓥山起义，虽会使双枪，但本事不及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华子良也不是我父亲。
小说是允许在反映真实的基础上，对典型形象进行加工润色的，而且可以综合许多生活原型的优点于一个人物。可是，给人物写传记是需要真实无误的，对人物虽可浓彩细描，但必须是真实的面貌。
妈妈的经历虽然不是那样富于传奇色彩，但是，她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际，她能挺身而出，奉献自己的丈夫，奉献自己的子女，奉献自己毕生精力和生命来拯救国家。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不怕吃苦，勇于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敬爱我的妈妈。
我是家中的幸存者，亲眼看见妈妈在努力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1938年，妈妈送爸爸到延安后，自己靠着做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养活一家四口。抗战胜利后，她一面做党的地下工作，一面抚养我们兄妹三人，使我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
信 仰
妈妈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是党组织的教育才使她成长为一名革命者，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妈妈闹革命那阵儿，我还小，有许多事还不懂，对她的所做所为了解也不够深刻。
妈妈牺牲后，我才了解了她大量的英勇事迹，我深知，妈妈热爱党，忠于党，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
抗战开始后，妈妈所在的四川岳池县党组织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放在对农民的宣传鼓动上，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决定选派一批有合法身份、能力强的同志到农村工作。妈妈主动报了名，说自己生长在农村，对农民比较熟悉，可以用小学教师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便于开展工作，却只字未提家中的困难。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派她到华蓥山下阳和场一个偏僻的山村，从事宣传农运和妇女工作。
妈妈住在一个破庙里，庙修在山下岩洞中，山水渗下来，洇湿了墙壁，被子潮乎乎的，她长了大片的疥疮。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妈妈四处点燃火种，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为日后华蓥山武装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妈妈下乡后，平时很少和我们见面，只有过年的几天才回县城的家。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十分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天瘦下去，邻居们怜悯地说：“孩子们的脖子都像磨盘芯了，妈妈干啥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呢？”我和两个哥哥也想不通，妈妈为什么偏要扔下我们到山沟里教书。
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实在憋不住，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妈妈，你为什么不照看我们，为什么不回县城里来教书呢？”妈妈紧紧搂着我说：“孩子，妈妈也想你们啊！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今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撇下你们，你们可要体谅妈妈呀！”
华蓥山武装暴动开始前，为了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妈妈变卖了部分家产。我们家本不富裕，变卖家产后就更一贫如洗了。那时，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县委书记蔡衣渠，军阀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等，也都变卖了家产。
妈妈对党的坚定信仰在其身陷囹圄后更是得到充分体现，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她都严守组织机密，绝不吐露半个字。无奈之下，审讯的特务头子用枪杀我二哥邓诚来威逼她招供。
妈妈喜欢二哥，也希望儿子能活命，但她绝不会用组织的秘密去换取、用同志们的生命去换取。“收起你们那一套吧，我是不会和你们做交易的！”
“我真弄不懂你们共产党人！”审讯的特务哀叹。是啊，敌人永远也不懂像妈妈这样的共产党人，不懂他们宁可掉脑袋，也要坚守自己的理想，不懂他们宁可失去一切也要保守机密，不懂他们在严重危及自己和亲人生命的关头也绝不背叛组织。
教 诲
说到妈妈，我自然会想到我的二哥邓诚。参加华蓥山武装暴动失败被捕时，二哥才17岁，牺牲那年18岁。我特别怀念他，特别想念他。
有人说，二哥是《红岩》中“华为”的人物原型，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多么希望二哥能像“华为”那样迎来胜利、迎来解放呀。
二哥入党是在新三中学上学那会儿，他原名叫叶坼，入党时改名邓诚，表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那时，组织关系都是单线联系，二哥入党妈妈并不知情。
后来，妈妈知道了，紧紧搂住二哥说：“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掉脑袋的。”二哥的未婚妻张淑珍，是妈妈的亲侄女，也被她发展成为共产党员。二哥和淑珍是革命伴侣，却没有等到成亲的那一天。
二哥是在暴动期间送信的途中被捕的，先是关在岳池监狱，后来和妈妈一起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被捕后，二哥坚贞不屈，多次受重刑，却什么也不讲，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
二哥用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生命实现了入党誓言，是一个同母亲一样有坚定信仰的人，是一个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
我和大哥叶甲也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先后入党，成为共产党员，这些都和妈妈的培育分不开。爸爸早年去延安，妈妈和几个孩子相依为命，她不仅把我们养大成人，还关心我们的成长进步，把我们引上了革命道路。
抗战胜利后，妈妈从乡下回到城里江西馆教书，我们又生活在一起。那时，我在江西馆小学读书，二哥刚入新三中学，大哥则到重庆当了一段学徒，回来后辍学做工。
妈妈经常鼓励我们要勤奋学习，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将来为劳苦大众服务，同时也注重在孩子幼小心灵中播下革命的种子。每当夜深人静，她就会把一本本当局禁读的进步书籍从咸菜坛子里拿出来，全家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
大哥、二哥爱读大众哲学之类的理论书籍，我则对反映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着迷。那些故事书，有的描写县长如何关心放羊孩子的成长；有的写解放区干部没有架子，如何为当地群众做好事；有的写斗地主、分田地的新奇事；还有的写人民军队爱人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故事把我带进一个崭新的天地，读起来爱不释手。
妈妈对我们的教育总是循循善诱。有时，她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子女讨论。有一次，妈妈让我们讨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大哥当时在重庆当学徒，看到老板表现得很自私，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二哥说不全是那样的，新三中学的老师在关键时刻就能挺身而出，不怕杀头，就不自私；我说解放区的人就不自私。
妈妈告诉我们，大哥说的自私的人就是地主、资本家。慢慢地，在她的影响教育下，我们逐渐明白，妈妈和那些不自私的伯伯、叔叔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为了能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妈妈还有意识地让我们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为伯伯、叔叔传送信件、带路、送饭。
我们家是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有同志来了，我们不等妈妈安排，便机灵地去门口放哨。看到有外人来，便远远地迎上去，大声地打招呼，说笑。屋里人得到信号后，不是装作打牌，就是装作摆“龙门阵”。外面人进来一看，也发现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
那几年，设在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站从未遭到敌人破坏。在这里，没有一个同志被捕。我从小就会机灵地站岗放哨。说来惭愧，组织上把我参加革命的年龄确定为9岁，一些同志戏称我是流着鼻涕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这一切都离不开妈妈的教导。
牺 牲
1948年农历八月初二晚上，妈妈化装回到家里，带来一个坏消息，二哥在执行任务途中被捕了。二哥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一口咬定是去姑姑家祝寿。妈妈嘱咐我和大哥如果有人问起，也要照此说。当晚8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妈妈从后门逃出。我跑去把门打开，冲进来十几个国民党兵，搜查了一阵，没有发现妈妈，就把大哥和我，还有刚才在这里和妈妈谈工作的张淑珍抓进了监狱。
入狱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后背，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门后的参议院里。一进门就听到一阵惨叫，这分明是妈妈的声音啊！原来妈妈也被捕了！
我拼命往里冲，一只大手却抓住我，把我推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儿，才让我走进那间传出惨叫声的屋子，而此时，妈妈已经不在那里了。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问我家里曾经来过什么人，我说家里只来过叔婶，他们说我不老实，便对我用了刑，用筷子使劲夹我的手指，顿时感觉手指就像断了似的。我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一个家伙见什么也问不出来，就把枪往桌子上一摔，吼道：“拉下去，和她妈妈、哥哥一起枪毙！”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两个国民党兵把我押进衙门府。一进门我就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妈妈。短短几天，她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白发苍苍，老了许多，但那双眼睛依然有神，没有丝毫畏惧。
我扑到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背，轻轻地说：“芸儿，不要哭，抬起头来……”特务说，要把我和妈妈转到另一个地方去，问我去不去。妈妈明白，所谓另一个地方指的是那里。我当然是想和妈妈在一起，但还没等我回答，妈妈就厉声喝道：“她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连个孩子都不放过吗？！”
妈妈还想跟我说点什么，却被特务推推搡搡地押走了。
这一幕竟成永别。
经历着生离死别，我哭成了一团，但心里一直暗暗地唤着自己的名字：“叶芸呀，叶芸，你要为妈妈、二哥报仇，为他们争气呀！”当天下午，一个管监狱的士兵悄悄地交给我一张纸条，是妈妈写的，她说，棉衣已请表娘为我做好，今年过冬不用发愁了。还叫我好好生活，好好学习……
我看着这张纸条，泪水又涌了出来。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听管监狱的人说，“邓老太婆”嘴硬得很，多少种刑都用了，就是不肯招供。她说：“共产党员多得很，全世界有，解放区更多，本地也有，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1949年11月底，家乡解放了，我们从牢笼中飞了出来，又回到江西馆。我多么盼望妈妈和二哥能回来呀。可是，从重庆传来消息，妈妈和二哥已在“中美合作所”被敌人杀害了。
1950年初，我和大哥到汉口去看望久别的爸爸。十几年来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到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爸爸穿着一身灰布制服向我们走来，用他那深邃的目光，对着我看了好一会才轻轻地说：“芸儿，你长得多像妈妈呀！”
这时，我不由地又想起了妈妈，想起了二哥，如果他们还活着，此刻全家团圆将是多么欢乐啊！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
后来，爸爸向我们谈起他的经历。爸爸到延安后，上了军政大学，毕业后，组织派他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打游击，还负责办油印小报。1949年，他随军南下，到了汉口，转业到武汉民政局工作。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妈妈的情况，爸爸听后，感慨万千：“她经受酷刑的考验，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你们有这样一个好妈妈，值得自豪，更应该向她学习呀！”
继 承
到汉口之后，我留在了父亲身边刻苦求学，争取多学本领为新中国服务，不辜负妈妈“好好生活，好好学习”的教诲。1952年，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后，我服从分配，先是在长春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后转到省实验中学，1962年又到农机学院，之后又被调到长春市第三中学，直到1990年离休。我像妈妈一样，在工作上时刻听从党的安排，当了一辈子老师，站了一辈子讲台，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在长春，我成了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如今在儿孙的簇拥下安度晚年。
我大哥邓叶甲后改名邓永义，1948年7月考入岳池县立高级中学。武装暴动失败后，我和他同时被关进监狱，后又被送往合川集中营，同年11月随着革命的胜利，合川解放，我们恢复了自由。重获光明后，大哥先是在岳池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工作，1950年随父亲到汉口，于5月考入武汉市行政学校公安大队任学员，毕业后成为一名公安战士，成绩优异，表现突出，随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武汉市公安局先进工作者。1960年7月，不幸患病逝世。
妈妈在渣滓洞牺牲之后，组织上因为资料信息不全，一些情况一时难以调查清楚，便暂时搁置，没有做“政治结”，这本来很正常，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烈士等待甄别。
但在“文革”中，江青污蔑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使妈妈也蒙受了不白之冤。那时，“叛徒”的传言到处乱飞，给我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我内心坚信，她是我的好妈妈，也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虽然遭受不白之冤，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她，于1983年追认她为烈士。
1983年11月23日，我收到了一张邀我去参加重庆市各界人民纪念“一一·二七”烈士殉难34周年大会的请柬，一桩桩往事又涌上心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赶赴重庆。
26日晚，重庆市长及各界领导，还有《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都来看望大家。我看到了韩子栋同志，《红岩》中“华子良”的人物原型。我赶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仔细打量。此时的韩子栋已经70多岁了，很瘦，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也很洪亮。
韩子栋说，他是虎口中的幸存者，非常怀念那些遇难的同志，这一次是专门从贵州赶来参加大会的。他还说，这次被追认为烈士的同志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说着说着，他眼圈一红，热泪盈眶。
第二天，隆重的纪念大会在烈士墓前召开。当我戴着白花缓步走入会场，望见烈士墓碑时，不禁感慨万千——是啊，无数革命先烈正是怀着这种敢于斗争、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的大无畏精神抛头颅、洒热血。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从此，我就以宣传烈士事迹为己任。
结语
采访进行到此时，邓叶芸拿出她保存的许多照片给我们看，那些都是她宣讲烈士事迹时与听众留下的珍贵合影。老人说到做到，成为一名烈士事迹义务宣讲员。她应邀到青少年中作报告，宣传邓惠中、邓诚等革命烈士的感人事迹。
到底讲了多少场，邓叶芸也记不清了。只要有邀请，她就去讲，她把这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邓叶芸一边给我们解说照片的场景，一边深情地说：“我深深地知道，多少同志、朋友都和我怀有同样的热情，他们挥起激情的笔，写下了许多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我妈妈的故事也因此而广为流传。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希安同志，希安1983年在报上看到我妈妈的事迹后就深入采访，写成了《‘双枪老太婆’——邓惠中传》这本小册子。今年又广搜资料，悉心修订为《信仰的力量——‘双枪老太婆’邓惠中传奇故事》重新出版。虽然我已经80多岁了，但我还是要以先烈为榜样，坚定信仰，牢记共产党人的理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而贡献出自己毕生精力！”
采访结束了。此时，西边的天际泛起了一抹夕阳，透过明亮的窗户照在邓叶芸老人刚毅的脸上。是啊，邓叶芸多像那抹如火的夕阳，正用自己的余晖点缀着祖国的壮丽山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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