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舆论督促的“突击队”

    【党史钩沉】 

    突击队原意是指具备快速反应与突袭能力的小规模军事化部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组织形式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苏维埃地区，被广泛采用于扩大红军、粮食生产、耕田运动等工作中。《红色中华》《斗争》等苏区机关报，纷纷设立和运用“突击队”“轻骑队”等专栏（后曾改“铁棍”“铁锤”等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令执行、党员干部的作风转变等进行督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纪律监督的职能，而且具有舆论督导的作用，使苏区新闻喉舌同时成为舆论督促的“突击队”。

    在物质条件贫乏的苏区，贪污腐化现象并不严重，但仍引起“突击队”的警惕。正当苏区到处提倡“节省经济”的形势下，会昌县罗塘的一名工作人员却将土豪罚款的零头作为伙食尾子来瓜分，遂被《红色中华》的“突击队”专栏列为“变相贪污”“贪污模范”而予以曝光。福建军区特务营的一名副政委，被披露私自拍卖土豪财物并据为己有，还与一名队长私分公款，“突击队”直斥其代表党、代表苏维埃政府领导红军，竟然做出这种破坏党和政治委员制度威信的事情，简直是“最可耻的贪污行为”。“突击队”还揭露群众团体中，同样存在贪污腐化现象，如于都潭头区职工联合会的委员长，将区委委托其代买的信套子擅自扣下一百个，以后又高价转卖以牟私利。

    除对政权机关的贪污腐化现象进行监督外，“突击队”极为关注政策、法令和制度的执行情况。尤其对于扩大红军这项苏维埃政权的中心工作，“突击队”时常刊文反映相关信息，并屡次批评一些基层机关与干部在执行“扩红”“优抚”等任务的过程中马虎了事甚至欺瞒上级机关的工作态度。上杭县大拔区政府就被“突击队”发现并予以披露，他们表面上对扩大红军好像很积极，各种形式都很讲究，但其“扩红”对象多半是开小差的老兵，且以此为名募捐了八百大洋。赣县黄塘区一位乡苏维埃主席则因专用强迫恐吓手段“扩红”，甚至武装捉人当红军，而遭到“突击队”曝光。“突击队”还以某乡“道士烟鬼也当红军”的极端例子，来展开对“拉夫式”扩大红军的错误做法的持续批评，以督促基层政府采取正确做法动员群众参军。另有一些基层干部，有的因为鼓动或包庇当红军的亲戚开小差回家，有的因为没有帮助耕种红军公田或反对执行红军优待条例，有的因为没有发动群众做好支援红军的工作等，都被“突击队”点名批评。实际上，苏区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干部在工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诸如执行不严、敷衍塞责等工作作风与方法上的不当或错误，都有可能成为《红色中华》《斗争》等苏区报刊进行舆论督导的对象。汀州、宁化一带“赤色戒严”过于松懈，被批评为“有名无实”；没能正确理解劳动法含义的长汀县苏维埃主席，被批评为“不看上级政府命令”。

    政治立场是否端正，在斗争异常残酷的苏区，毫无疑问地成为“突击队”进行舆论督导的焦点之一。长汀县露潭乡政府领导原来是个木船老板，在协调木船工人与船老板两者关系时，未能明确保护工人利益，“突击队”严厉批评他是一个“保护船老板利益”的“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吁请当地群众和上级政府“将他驱逐出去”。于都县芦三乡苏维埃主席不仅时常与豪绅地主打牌，还竟然在全县肃清豪绅地主残余行动中，公然释放豪绅地主家属和反水富农，“突击队”认为他非但不保障工农利益，反而“保豪绅地主的驾”，“应当在县苏面前有一个裁判！”对于写信请求保释一名造谣的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的龙岩县东肖区苏维埃主席，“突击队”也强烈质疑说“这样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不要滚出去吗？”

    “突击队”也经常批评曝光乡村基层干部的迷信思想和落后的习俗观念。新泉县南阳区被发现有好几个乡颇为巧妙地将一月半、七月半等迎神拜佛的节日，改为乡苏维埃的纪念日期，借以维持“封建的风俗”。某乡苏维埃主席因为举行拜神仪式，甚至写信给福建邮务局，请其准许本乡一位递信员回家“扛菩萨”。“突击队”还揭露了一些党员干部请客收礼、好讲排场的不良风气。于都县罗江区前村乡苏维埃主席，借口家里做了一副新棺材，砌了一个新灶，自己写帖子请群众吃酒，每人至少要送八毛至一元的贺礼，“突击队”严厉斥其“剥削群众”。宁都县安福区苏维埃主席结婚时收群众的贺礼，然后“大设筵席，款宴宾客，酒席二十多桌，每次百数人”。瑞金县云集区一位干部，身为文化部长也未能免俗，出外十分讲究排场，不管三里两里路，总是高高骑在马上，结果被“突击队”讥讽为脱离群众的“骑马官”。

    如上所述，《红色中华》《斗争》等苏区报刊的功能，并不限于舆论监督，它们实际上担当着舆论“突击队”的督促功能。这支“突击队”对于政府机关、公营事业和党员干部，不但进行工作内容、作风与方法等方面的监督、警示和鞭策，而且注重观察和督促政策、法令与制度的执行过程，其批评的严厉性、言论的震慑力是普通报刊所无法比拟的。而其最具优势之处，在于拥有由各级“突击队”、工农通讯员以及军队、机关、群众团体中的读者所组成的庞大信息网络，因此能够在交通与通信工具尚不发达、政令有时也欠畅通的苏区，有效弥补了党和苏区政权在纪律监察、政令督导等方面制度与功能的不足。同时，与工农检察机关所属的各级“突击队”相比，这支舆论“突击队”可以发挥机关内部的“突击报告”所不能产生的舆论影响力，对各种贪污腐化、执行不力等行为与现象，起到公开批判和普遍教育的督导作用。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