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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27日 星期一

    清代今文经学的缘起

    作者:黄开国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27日 16版)

        依照冯友兰关于区分子学与经学的观念,经学的确立开始于西汉武帝时。西汉经学的显学是今文经学,但东汉时古文经学的发展就超越了今文经学,汉代以后今文经学更是默默无闻,而在两千年后君主专制制度即将崩溃的晚清,今文经学却重新兴起,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今文经学在晚清的兴盛一时?

        影响经学的变化因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社会政治因素。政治的因素常常从统治者眼前的现实利益出发,从政治需求出发来诠释经典,并通过诱以利禄等手段,来加强政治对经学的影响,政治与经学之间,不是政治要符合经典的原则精神,而是要经学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二是经学所依托的经典。经典所具有的原创性、权威性、法典性,使忠实于原著成为解经的第一法则,所以,历代经学家无不以“本义”“正义”等自我标榜。相对而言,现实政治对经学发展的影响尽管直接重大,但最终不能决定经学的发展之路,对经学发生深远、决定性影响的是经典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导向。即使现实政治使经学发展出现曲折的变化,但经典最终会引导经学归于正常。

        梁启超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提出“复古”之说,以清代经学是一个不断向以往历史回复的过程,乾嘉汉学是复东汉之古,今文经学是复西汉之古。按照这一说法,清代今文经学似乎出现在乾嘉汉学之后,其实,在乾嘉汉学盛行时,就已经有庄存与等人讲今文经学。只不过与晚清的今文经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内容。晚清以前是照着讲,晚清则是接着讲。照着讲只是对汉代今文经学已有理论的阐发,没有今文经学与现实结合的真精神,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内容;接着讲则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经学作出结合现实的创新发展,带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时代特色。论清代今文经学的缘起,必须区分开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而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出现,都是由经学自身发展内在逻辑所决定,也与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

        由少数民族的满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政权,面对着以汉族为绝大多数人口的被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来防止人民,自康熙初年就不断上演一幕幕文字狱的冤案。清王朝的文字狱虽然有严厉镇压一切反满情绪的政治诉求,但还不同于否定文化的文化专制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与经学的一个王朝,不仅推行“崇儒尊道”的文化政策,还开设博学鸿儒科,以“稽古右文”相标榜。皮锡瑞曾从经学史的角度将清王朝称为“经学复盛时代”。在这样的软硬两手的文化政策下,清王朝的早中期虽然不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却也是大师辈出、文献整理成就最为辉煌的时代。

        一代有一代之学,清代经学与以往经学的最大不同,是从宋明经学的重视四书之学变为以《尔雅》《说文》为经典,出现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新经学。清王朝的文字狱固然对清代经学的出现有直接影响,但还不是清代新经学出现的根本原因。清代新经学出现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中国经学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决定。依经学发展史上典籍训释变化的不同,我将经学分为三个时期或三派:从汉到唐为第一期,是以诠释五经为主的学派;宋元明为第二期,是以训释四书为主的学派;清代为第三期,是以《尔雅》《说文》为据的学派。可称之为五经学派、四书学派、尔雅学派,用通行的术语来表示,就是汉学、宋学与清学。汉学主要是从政治方面,从五经中寻找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关注的中心是王道;宋学主要是从四书中,发挥道德伦理学说,天理、心、性等成为最重要的术语;清学以考证经典文字、名物制度为重点,重在训诂考据的成就。

        就经学的义理而论,不过内圣外王两大方面,可以说,经过汉学、宋学的发展,内圣外王的理论已经发掘殆尽,不可能再讲出什么新东西,只能在以前只是经学附属的小学去拓展新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学以训诂考据为中心乃是经学两千年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只有到了具备成熟的社会条件整理经学文献,以及经学的发展在文献整理的领域能够作出巨大成就的时候,才会出现清学的历史辉煌。如果没有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内在逻辑,即使清王朝再厉害的文字狱也不可能创造出有巨大学术成就的清学。

        以训诂考据为主干的清学的出现,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前只是用来为经典的义理作文字说明的小学,摆脱了对经学义理的依附地位,而得以独立开来。这不仅是经学发展史上典籍主次的历史变化,而且是经学史上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大转变。这一变化,透露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信息:经学义理的阐发已经走到尽头,经学的发展只有在典籍的文献整理上才会有所作为。而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典籍文献整理,即使没有西学传入中国的影响,也必然会从传统的经学中分化出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校雠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西学的传入则加速了经学的这一分离。

        清代最早出现的照着讲的今文经学,是作为清学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魏源,他们的治学方法、话语范式等,与当时的清学家别无二致,都是从整理已有文献、学术的角度,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刘逢禄的《释例》发明何休之学,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发明西汉之学,都是典型的代表。所不同的是照着讲的今文经学重在已有经学义理的说明,而不是以训诂考据为主。而当清学在训诂考证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整个经学的发展无论从义理上,还是从名物制度的考证上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余地了。可以说,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发展到此,已经面临不得不终结的历史命运了。

        为什么晚清还会出现今文经学照着讲向接着讲的发展?这是因为,历史发展需要产生崭新理论,但新理论还不具备出现的成熟社会条件,而不得不到已有思想库去寻求理论资源的艰难抉择。中国历史发展到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与此变化相应的是思想文化领域新观念的出现。尽管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被清王朝的入主中原所打破。然而,历史的向前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在经过一段曲折的发展之后,历史又会重新提出清初以来被淹没的问题。但是,正如一个难产的婴儿,不同于顺产的婴儿一样。中国近代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难产的坎坷过程,它不仅在内部受到顽固派的极力反对,还受到外部西方列强入侵的打压,双重的阻扰压制,使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地成长。正是这种难产,使中国在晚清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新思想文化,不能以正常的形态出现,而只能以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晚清接着讲今文经学的出现,就可以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晚清代表中国社会变革的新兴力量,一方面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面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正如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独立的思想一样,这些人在思想文化上不可能提出一套与旧制度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只能倚赖中国旧有的思想文化,从中去寻找其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汉学的古文经学以经典为本位,宋学讲心性之学,清学重训诂考据,都缺乏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契合点。只有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不仅与政治有紧密联系,而且具有经学诠释学的极大灵活性,这些独特价值,使今文经学在历史上可以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靠,同样也可以成为否定旧制度的理论工具,或成为挽救旧制度的理论稻草,而成为晚清最适合曲折表达各种社会需要的理论形式,这就是晚清今文经学接着讲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但是,无论是希图从今文经学中找到救世良方的接着讲,如廖平的尊孔尊经,还是为维新变法的接着讲,如康有为的旧瓶来装新酒,都以失败而告终。晚清接着讲的今文经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是西汉今文经学的简单回复,如果说西汉今文经学能够很好地完成时代赋予的理论任务,那么,晚清的今文经学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的有效理论,而只能曲折地表现汉武帝以来经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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