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中国债务的话题持续升温,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金融运行稳定,债务处于可控水平;另一种观点则对中国债务发出警示信号,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解决过高的债务。那么,中国债务水平究竟高不高?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债务状况?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15日在国新办吹风会上给中国债务算了一笔账。
债务水平低于预警线
早在2010年,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就开始组织专业队伍研究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从2011年开始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通过分析研究十余年的相关数据,实验室对中国债务问题有了较为客观科学的分析结论。
“根据研究,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李扬指出,在债务结构上,居民部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债务率分别在40%、21%和40%。如果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政府部门债务率会有较大幅度提升,达到57%。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问题比较突出,其2015年底债务率高达131%。如果把融资平台债务加进来(这部分与政府债务有所重叠),非金融部门债务率高达156%。”李扬同时指出,通过比较美、英、德、日四国情况发现,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和债务占GDP比率,随着国家经济和金融体制特点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讨论债务问题要考虑到国情差别,其利弊优劣不宜一概而论。
李扬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内。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合计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4%。如果把地方融资平台加进来,以更宽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2015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24%,李扬表示应属不高的水平,进一步以国际通用的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来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值。
中国不存在债务危机
显然,研究债务的目的是要评估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因而分析的范围就不应局限于债务,还应考虑资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分析显示,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中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3万亿元。按窄口径匡算,即扣除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13.4万亿元,并以2014年的土地出让金4万亿元替代当年的国土资源性资产65.4万亿元,中国的主权资产将由227.3万亿元减少到152.5万亿元,由此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
“28.5万亿元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充分表明中国拥有足够的资财来应对债务风险,发生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进一步说,即便出现大规模的债务违约,中国也有足够的资财,在不对国民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冲击的条件下予以妥善处理。”李扬指出。
李扬分析,中国债务问题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中国是一个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这种状况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每年有相当于GDP50%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同时中国又是个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因此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大多会形成债务;另一方面,高储蓄也为中国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巨大的缓冲。二是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各级政府的借债主要是为了进行投资。因此,与巨额债务相对应,我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优质资产,从而形成了未来偿债的可靠保障,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据了解,中国对外的净资产是正值,对外负债只占总负债的3%。高储蓄的状况使得债务可以在国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平滑地处置,这和低储蓄国家是完全不同。“对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来说,偿债能力在处理债务中至关重要,而对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来说,资产的流动性更为重要。”李扬表示。
处置债务需统筹解决
虽然不必过多担心中国债务会导致的风险,但李扬也强调,债务问题必须警惕,任其蔓延会使得经济的活力受到约束。“毕竟偿债是拿好的东西填坏的东西,如果老是这样做,社会的净财富会减少,对经济长期发展不利,因此必须把债务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解决。”李扬指出。
数据显示,中国的债务问题大部分集中在企业部门,而在企业部门中,国企部分占比高达65%。“与一些国家债务多来自金融体系不同,中国的债务链条与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房地产市场泡沫、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等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解决债务问题也更加紧迫。”李扬表示。
从资产负债表架构来看,债务的对面是资产,不良债务对应的就是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在实体经济中相对应的就是过剩产能、过多的库存。“解决债务水平过高和解决不良资产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推进与处理债务问题连在一起,需要统筹考虑。”李扬建议,处理债务问题不是某个单一部门能够独立解决的,它是涉及全面的一个经济现象,需要一个统一机构,采取统一的方略全国一盘棋地加以解决。“处理债务问题要和处置不良资产、国企改革、金融机构改革,以及市场化建设联系在一起,同时必须采取法制手段进行处置,所有的事情要依法进行、依法清偿,这对中国市场发展来说是一个浴火重生的阶段。”
(本报北京6月15日电 本报记者 温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