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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的孩子该怎样学习经典

    作者:本报记者 刘博超 《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13日 05版)

        “少儿国学培训6.8万元加盟,轻松当校长”“幼儿学国学,教育部门权威认证”……这是记者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少儿国学”时弹出的头两条信息。今天的国学教育,似乎与生意的关联更密切,而取精去糟、优化学习方式等更为关键的因素却被忽视了。

     

    经典阅读不应为商业利益陪绑

     

        本报曾于去年4月21日刊发报道,探讨《弟子规》该不该读。当时有专家提出,《弟子规》导人向善,但其规范过于具体压抑天性,兼之传统糟粕存留,用来教育儿童应谨慎。可是,记者最近在地方走访发现,以《弟子规》为蓝本开发出来的歌唱、体操、舞蹈层出不穷,成为国学学习创意展示的重要方式。国学教育的版图上为何少不了《弟子规》的身影呢?

     

        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认为,《弟子规》大热,与其好教、好表演有关。“讲《论语》对老师自身的学养有一定要求,不懂没法讲。但《弟子规》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而且三字一句朗朗上口,展演或者是比赛效果很好。孩子若能背上一段,家长也觉得有收获。”

     

        商业利益的驱动是另一个原因。“《弟子规》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企业让员工学,社区让居民学,适用面广,社会认可,商业利润可观,机构推广力度大。加上孩子一学,更听话了,就会有更多人参加。”鲍鹏山说。

     

        鲍鹏山提醒家长,《弟子规》并非蒙学读物,“《弟子规》以前主要适用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成人,是一种行为规范。读《弟子规》不能叫读书,至多算学行为规范。衡量国学教育还是要看能不能促进心智发育和认知能力的发展”。

     

    师资和书目选择遇难题

     

        事实上,经典的传统蒙学读物以“三百千”最为重要,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山东省临沂市第一实验小学副校长张淑琴认为:“国学教育的问题在于教师的国学底蕴不够深厚,一方面无法有效地为学生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解读,另一方面无法为学生布置最科学合理的书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袁济喜则认为,推广国学教育,培训老师才是当务之急。

     

        史学家周策纵回忆,他当时发蒙多用《三字经》,因为有些底子,父亲要他另念《龙文鞭影》《诗经》。“念《诗经》是不大平常的,大概是受了孔子‘不学诗无以立’的影响。《诗经》老师也不太懂,就马马虎虎地讲解。”

     

        “要充分挖掘学术界的力量来做普及工作,师资开发基本的方式还是要让老师接受正规、专业的培训,在既有教学技能的基础上,加配专业知识。”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说,“目前经典教育资源稀缺,归根结底还是学术界没有与中小学、社会教育实现资源对接。现在每年出那么多博士论文,有些很有价值,却摞在图书馆积灰,如果能印出来,使用到教学中,对经典的普及、理解会很有意义。”

     

    教育形式应多样化

     

        在《从家乡到美国》中,赵元任如此回忆儿时念书的经历:“读诸子诸经时,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就不知不觉的懂起来。”

     

        时过境迁,“熟读成诵”在今天的教育界越来越不被接受。鲍鹏山认为,前人所说的不懂意思其实并非一味背诵。“‘先背后理解’的说法一经胡适主张影响很大。其实要明白,那时候儿童都学句读,并非完全不懂。今天学习经典更要有基本的讲解”。

     

        其实,今天经典学习的形式已不再局限于书本,吟诵、礼仪、茶道等多种方式正在进入国学教育之中。“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大儒王阳明对吟诵、礼仪和阅读的理解,正复苏于教育实践之中。

     

        龚鹏程认为,多样化的形式可以避免经典教育灌输与单一化的弊端。“我见过包本读《论语》的,可再好的东西天天吃都不行。再有就是单一化,好像儿童教育就是读经。儿童的天性好动,读诗、习礼都是主要的蒙养方式,自古以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都讲究的是诗教。”他说。

     

        “花道、香道也是传承‘礼’‘敬’等传统价值的形式,可以称为‘术’。其实由什么‘术’进入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学‘道’,即经典文献含蕴的精神内核。”景山学校教师朱畅思说。

     

        人大附中教师刘成章认为,儿童的经典学习要有“国学的根底,儿童文学的目光”。“童年本该是游戏的、欢乐的,经典学习也不该是孤立的行为,而应当与现实结合起来,让教育的效果能留在儿童心里。”

     

        (本报记者 刘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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