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报告都掀起头脑风暴

    在每次院士大会上，学术报告都是重头戏。6月2日、3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分别举行分学部学术报告会和全体院士报告会。《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脂肪储存的分子机制》《我国风土建筑谱系概观》……近80位中科院院士向学界同仁汇报、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几乎每一场报告都会引起大家讨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庄小威近年来发明了突破光学衍射极限的STORM荧光成像技术，使得光学显微镜分辨能力接近纳米尺度，革新了亚细胞微观结构的研究。这种革命性的研究方法引起了院士们的极大兴趣。庄小威作完报告后，研究光合作用的匡廷云院士、来自解放军302医院的王福生院士等“排队”与她交流，探讨这种方法能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中科院院士陈宜瑜说：“科学发展到今天，只有创新科研工具才能取得原创成果。我们鼓励科学家根据研究的需求，自己研发科学仪器，就是希望能够实现从跟踪到领跑的转变。”

    院士们是科技领军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坚持奋战在科研一线，肩负着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抓住科技革命新方向的重任。在院士大会这样一个平台上，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智慧碰撞，掀起一场场头脑风暴。这里，我们选取几位院士报告中的部分内容，与读者共享。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顾逸东院士：

空间科学管理体制须完善

    “空间科学预计将在本世纪实现对物理学、生命科学、宇宙科学和地球系统认识的重大飞跃，可能推动新的科学革命并带动技术革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说。

    但他列出的一组中外对比数据，不免让人担忧：全球共有1381颗在轨卫星，其中科学卫星约120颗，我国只有2颗；空间科学实验项目共5000项以上，我国120项左右；2000年到2014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空间科学预算年均60.8亿美元，欧洲宇航局为8.2亿美元，而我国同期年均投入约1亿美元，近年虽有所增加，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我国空间科学投入少、活动规模小。受限于我国主导的空间科学任务的匮乏，围绕我国空间项目的论文数仅占我国空间科学论文总数的5.2%。至今我国尚无被国际同行公认的重大空间科学成就。”顾逸东说。

    没有明确的空间科学国家管理机构，缺乏完整长期的国家空间科学规划，没有稳定的空间科学预算，这是顾逸东最担心的三个问题。“我国空间科学已经有较坚实的研究积累，航天技术也有巨大进步，有望在空间科学相关基础科学前沿实现重大突破，应争取主动，掌握先机。”

    顾逸东建议完善我国的空间科学管理体制，统筹空间科学政策、规划、预算、立项和管理。“目前空间科学管理涉及多个国家主管部门，应该统一协调，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他说，还要建立持续稳定的空间科学投入机制，空间科学预算应单列。

    同时，制定国家空间科学规划，优化航天发展布局，增加空间科学比重，将其作为我国航天和基础研究的重点突破口。“争取在未来15年规划约30颗科学卫星，建立我国科学卫星系列；加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重大专项中的空间科学研究，将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科学实验室。”对此，他满怀希望。

    中国科学院大学吴岳良院士：

“太极计划”路线图初步规划三阶段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在全体院士学术报告会上透露，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太极计划”目前已完成路线图初步规划。

    “太极计划”将发射三颗卫星，组成边长为300万千米的等边三角形探测星组，在位于偏离地球—太阳方向约18度—20度的位置进行绕日运行。吴岳良说：“这样可以避开地球重力梯度噪声的影响”。

    吴岳良介绍，“太极计划”路线图初步规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6年至2020年，为“预研和关键技术突破阶段”，包括总体规划和方案优化等。同时，利用引力波探测技术，开展时变地球重力卫星模型地基研究。

    第二阶段是2020年至2025年，为“关键技术应用和验证阶段”。吴岳良介绍，第二阶段将发射下一代时变地球重力卫星，开展地球和海洋科学以及全球环境变化等研究。同时，对卫星搭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并研发样机。

    2025年至2033年将是测试和发射的第三阶段，“发射探测卫星，开展控件引力波探测实验”。

    “对时空、物质、能量、运动、对称原理和宇宙规律的好奇和认识，既是人类探索的不竭动力，也是人类研究的共同目标。”吴岳良说，“引力波的精确测量和引力本质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人类进一步认识时空结构、物质起源和宇宙演化，揭示极小粒子与极大宇宙之间的内在规律。”

    上海交通大学梅宏院士：

大数据热潮中也需冷静

    “大数据”是近年来最火热的词之一，“热潮中需要冷静。”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说，大数据概念持续升温，存在“炒作”现象，各地大数据的投入也存在“过热”问题。

    梅宏指出，在大数据热潮中，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上马大数据平台建设，甚至不顾自身应用需求和环境约束盲目上马，已出现超前投资、重复投资导致的资源浪费现象。大批数据中心利用率不高，消耗能源却惊人。据统计，我国各类数据中心的总体耗电量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5%，几乎接近三峡大坝全年的发电量。

    在对大数据“钱景”的疯狂追捧下，大数据的数据处理技术等研究，显得分外“冷清”。大数据的出现对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并行处理等众多环节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现有的数据管理和处理技术很难满足需求。

    “我国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与处理技术主要依赖国外开源软件，大数据分析基础与核心算法也基本源自国外学术界。互联网大数据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政府与行业应用由于数据开放程度低而明显滞后。学术界核心技术与算法理论研究大多围绕具体应用，基础理论和底层共性技术深入研究偏少。”梅宏说。

    梅宏建议加大研发力度，形成自主基础技术产品体系。“我国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市场优势，如果能形成自主基础技术产品体系，将使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竞争中占得先机。”他认为，我国从事大数据研究和应有的数据人才及工程技术人员缺口巨大，亟须大力发展面向大数据的交叉学科，加强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齐芳 陈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