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纪实相机缘

    【我的第一台相机】

    有了相机，我们的生活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颜色，相机不仅是摄影师艺术创作的画笔，也是大众记录生活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工具。对于我这样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讲，更是不可缺少的田野调查伴侣。

    我的摄影之缘与所从事的民族学研究分不开。1983年1月我去西德访学，借来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的一台简易胶片傻瓜机学习拍摄。一年后，我在德国买了平生第一台相机，尼康的F301型号胶片机。这台相机从此成为陪伴我人生旅途的亲密伙伴。

    作为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和其他很多侧重拍摄艺术照、风光照的朋友有一点不同，我用相机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记录人和事。笔是不可缺少的，相机也是不可缺少的，有图有真相，有图为证，这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要求。

    从1989年开始，我就用这第一台相机拍了很多村落和人物，从草根到地方名人。后来我到丽江山区的三坝乡调研，拍摄了当时尚健在的很多老民族歌手，以及一些非常熟悉地方历史典故的长者，也拍摄了当地多种民俗器物、服饰、建筑以及各种民间手稿等。这些照片对我今后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图像和文字记录相互对照和比较，常常可以弥补记忆和文字的不足。这些照片，也促成我后来写了一些田野纪实类的图文书。

    而更使我高兴的一件事是那时相机还很罕见，村子里的乡亲都非常欢喜我能给他们照相，相机也成了我在田野调查中与当地民众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媒介。每次拍了村民的照片，我都会给他们带回去或者寄回去。看到村民们兴高采烈地互相比较谁的照片更美，我也感到很欣慰。

    我用这台相机，在1992年拍摄了后来风靡国内外的宣科先生和毅庵先生等一帮纳西古乐的元老们。当时他们在丽江古城一个小小的院子里开始了对外演奏纳西古乐的历程。劳作之余，纳西农夫们卸下生计的重担陶醉于乐舞，在闲暇时各个村子自发组织古乐队进行表演。他们或以花树掩映的农家庭院，或以林木森森的古庙，或以天宽地阔的林间泉溪作为演奏地点。演奏之日，村子里喜气洋洋，似过节一般。老幼妇孺皆趋而观之，各村寨都有不少乐迷。之后我多次到丽江黄山乡白华村调研，对该村的古乐队接触较多，他们的成员来自远近几个村子，每到周末活动日，各人自带乐器，还带上一点米面和菜，完全是纳西人传统“抖豆腊”（个人凑钱物聚会娱乐、聚餐）的娱乐习俗。老队长和国伟已是耄耋老人，患有脑血管病，平时说话都比较困难，但神奇的是一奏古乐，便神志清明，能记得所有的乐曲，一点不乱。如今一看那时拍的照片，这些趣事就如电影镜头一样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拍过的村落、房屋、人物、民俗等，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些老照片就成为很珍贵的历史图像资料了。我觉得好照片有的是以长久的艺术魅力吸引人，有的则以一种沧海桑田历史之变的实录撼动人心。有时翻看我用第一部相机所拍摄的照片，更为触动我心弦的是实录中的变化，无论是人，还是物，隔了那么久再来看，都会使我深深感慨世事和人事的无常。

    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当时拍摄的一些山村少年，爬到树上用自己制作的竹笛吹奏山乐，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巴汉子了。照片中的许多乡亲父老们，也已经一个个相继离我而去了，但看到这些珍藏的能够温暖我心窝的照片，就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让人感觉并未走远。

    有几个国外的学者兼摄影家都曾按图索骥地寻找著名学者洛克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我国西南拍摄的照片角度，重新拍摄相同的场景，以期反映这几十年来的沧海桑田之变。这样的比较很有意义，现在我重游旧地时，也在用换了几次的新相机对第一部相机所拍的场景和人物重新拍摄，结果常常也使我喟然叹息这巨大的变化。

    这第一部胶片相机陪我走过大漠莽原、山野村落，记录了自己人生的天涯浪迹，农家夜话，高原跋涉。其中人生旅程上的辛劳和快乐，都与这第一部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系纳西族，现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