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友谊的电影艺术家

    艺术与友谊，东西方的交流，这是让·安东尼终生孜孜不倦奋斗的事业，即便因病痛折磨，已经不能亲自动笔时，他仍在助手帮助下口述自己的天启心路历程。不幸，5月20日死神夺去他的生命，在从巴黎寓所急送医院后，他停止了呼吸，享年85岁。

    让·安东尼堪称一位博雅的艺坛秀士。他一贯站立写作，平生对欧洲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和社会文化的研究，及其在东方的传播所作的贡献，非一日能全盘归纳详尽。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作为比利时艺术家对中华文化的敬仰。在其布鲁塞尔寓所里，他一直珍藏着一幅中国《群仙图》古画，久久不肯转让给欧洲古董商，期望让它有朝一日回归祖邦。1978年，他拍完文学纪录片《托尔斯泰》后，初次访华，接连游览北京、杭州、苏州和桂林等城市，尤其对桂林山水着迷。他曾风趣地赞叹：“人称‘看了威尼斯，心方死’，我去过那座水都，心也没死。依我看，只有观赏了桂林奇景，才死而无憾！”翌年，他带着摄影机再度赴华，西行至半坡遗址和西安碑林，取景中国文化胜地，还拍下颐和园、故宫、天坛、十三陵等奇绝古迹，摄制成了两集大型纪录片《远古中国》，成为继伊文思之后，最早到中国拍摄、介绍新中国的西方电影艺术家。

    1980年10月3日，《远古中国》在布鲁塞尔电视台首映，博得观众热评。1982年5月，比利时国王博杜安访华，让·安东尼专程从巴黎赶回国，跟布鲁塞尔广播电视台联系，安排重播了《远古中国》，让更多欧洲人客观了解一个伟大东方国家，促进比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让·安东尼拍摄了大量各艺术流派画家的生涯纪录片，其中有罗伊·利希腾斯泰、马塞尔·杜尚、博特洛、西盖罗斯、马格利特、彼埃尔·阿列钦斯基、安迪·沃霍尔等。出于中国“情结”，他筹拍“中国旅欧画家”，为此竭力寻找中国画家沙耆在比利时作品的下落。他了解到，沙耆在异邦水土不服，曾流落比利时一个偏僻乡村，孤苦伶仃，乃至患精神分裂症。他搜集收藏沙耆的画作，挂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多次写信与沙耆国内的亲属联系，表示愿帮助他们到比国了解情况。收到对方复信，他殷切期盼之情溢于言表。

    让·安东尼为人谦和，态度审慎，十分尊重客观事实。他摄影采访拍片时，毫无虚饰假象，总是忠实采纳被访者的原话，尽量直接呈现当事人的声影。他是最后一个造访茅盾，真实介绍一位中国文坛巨匠迟暮心态的西方摄影家。

    让·安东尼不尚繁华，不习浮艳。他的采访踪迹遍及全球，阅世颇深。在上世纪80年代，他不无感触地嗟叹：“一些虚荣自负的艺术界人士，让人腻味。他们想象整个世界都在围着自己转悠！”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追求艺术的真谛，尤其突破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樊篱。除了中国文化瑰宝以外，他最早介绍的是古埃及文明、印度舞蹈、朝鲜道教和日本浮士绘。他对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尤为崇敬，1989年特地到其东京宅第登门拜谒。由他日本血统的妻子舟越茉莉出面访谈，自己亲手摄录，拍成关于井上靖的文艺片《回忆蹊径》，在法国电视二台播映，影响波及六角国城镇街巷。井上靖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著有《孔子》《敦煌》《丝绸之路》《楼兰》《杨贵妃传》和《昆仑之玉》等多部取材中国历史的作品，故而也引起法国华人的浓厚兴趣，一时成为侨界的热门话题。

    让·安东尼于1930年生于布鲁塞尔，巴黎大学毕业。早年，他在祖国创立“城邦剧社”从事戏剧，后专注于文艺纪录片拍摄，风尘仆仆会见米罗、毕加索、保罗·克利和高科多等诸多画坛已成名的探索者，拍摄了约300部艺术影片，曾获巴黎艺术节奖。

    1963年，他到纽约接触美国年轻的波普艺术（Pop Art）流派，返回欧洲又跟“新现实主义”群体过从，从此立志于传播波普艺术，将其置于他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在他眼中，波普艺术是对“抽象艺术专制”的抗衡，一种反映街巷普通人群真实生活的“新艺术层面”。他的前妻，有“那慕尔的维纳斯”誉称的艾沃琳·阿克塞尔，正是在他的激励下成为一颗欧洲“波普”形象艺术璀璨的星辰。可惜其寿弗永。伊殁之后，巴黎、伦敦、布鲁塞尔、米兰、科隆和巴塞尔等欧洲都会，相继为这位“波普艺术美神”举办了作品回顾大展，给让·安东尼以莫大慰藉。

    2001年，巴黎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举办“波普岁月展”，法国著名电影制片人彼埃尔-安德烈·布当特邀让·安东尼放映他拍摄的“欧洲波普艺术巡礼”，为在英国和比利时方兴未艾的这门绘画艺术添彩。女记者伊莎贝尔·德·维思舍赫-勒迈尔观后撰文称赞“影片新颖坦诚，极具时代气息。它令观众会心得意，激起人们强烈的艺术欲望”。

    让·安东尼是一位文化艺术知识极其渊博的智者。1983年，我在新华社《瞭望》杂志上撰文介绍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尔后彼此数十年交往，二人品论古今云霞。我在学术研究上从中得到诸多启迪领悟，受益匪浅。正是由他引见，我会晤了法国著名女作家多米尼克·罗兰，结识了巴黎文坛怪杰玛塞尔·莫罗，了解了西默农和埃尔热等文化人士，走进了异邦文苑。让·安东尼始终对中国怀抱热忱，他深情回忆说：“我在上海黄浦江港口跟一些挖泥船员接触，感到中国普通劳动者的纯朴和好客，谈吐自然，无拘无束，全然不像西方有些人恣意歪曲的那般。”一次，他跟茉莉请我和妻子董纯在巴黎大清真寺午餐，言谈间对法国媒体表示愤懑，谓曰：“他们习惯当教师爷，执拗于意识形态，心存偏见，成天价诋毁中国，实实有违新闻道德！”深于情分，斯言诚然。

    “安东尼去世了！”茉莉本周三突然来电话，悲凄地弱声告知我们，“他去世前几天还念叨你们，说你俩是文化的传播者，令他钦佩，每回见面都感到无比欢愉。”我乍一听，欲言相忆又止，只劝茉莉节哀，自己却泣下交颐，不能自已，顿悟跟让·安东尼已成永诀，自此不复见他和蔼可亲的笑容，聆听其温文尔雅的言语了。茉莉说，5月24日在巴黎先贤祠旁的山岳圣艾蒂安大教堂为让·安东尼祝圣，然后送逝者托体拉雪兹神甫公墓。

    盈虚有数，世事难料。让·安东尼之逝，我们一时无奈，唯有届时前去墓地，在下葬那一刻往坟穴里掷一朵红玫瑰，附奉中国宋朝鲍照诗《箫史曲》末尾两句“身去长不返，箫声时往还”，借以寄托哀思。（沈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