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书”到善本

    初夏，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小院里，两棵鹅掌楸亭亭如盖，花儿开得正盛。

    9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也是这个小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开始了点校本《辽史》的修订。此后6年间，他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辽史》读书课，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今年5月15日，点校本《辽史》修订版面世，出版座谈会就选在小院里举行。同学们回来了，同事、同行们来了，可刘浦江不在了。他用尽了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留下了一部全新的点校本《辽史》。

    再修《辽史》，首选一人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读书课上，回顾过往与《辽史》相伴的两千多个日夜，刘浦江感慨万千：“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下这么大功夫去做。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统治了南至燕云汉地、北及蒙古高原的辽王朝，有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但专记辽朝历史的典籍，如今只有《辽史》和《契丹国志》存世。据学者研究，《契丹国志》是元代书贾的赝作，内容多不可信据。这使得元代官修的《辽史》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然而，《辽史》的编纂质量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辽史》是‘二十四史’中编得最糟的一本，这已经成为定论了。我们年轻时读民国时影印的百衲本《辽史》，简直就像看‘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史专家王曾瑜说，《辽史》记事疏漏、错误很多，再加上人名、地名复杂，给学者带来了很多麻烦。

    1974年点校本《辽史》的出版，使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果之一，史学家冯家昇、陈述点校的《辽史》，一直是40多年来最为可靠、易读的《辽史》版本。“经过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在修订版《前言》中，刘浦江这样评价两位前辈的工作。

    点校本《辽史》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为了避免“烦琐考据”的指摘，点校本《辽史》没有严格按底本校勘，而且大多不出校勘记，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能略加参考。2005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开始筹备修订，《辽史》修订也在其中。对于修订主持人，学界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浦江。

    刘浦江的本科同学李鸿宾记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刘浦江就表现出对文献学浓厚的兴趣。1988年，在史学家邓广铭的力荐下，27岁的刘浦江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几年后就在辽金史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渐成长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又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是同行对刘浦江一致的评价。这正符合点校本修订对主持人的要求。

    “历史典籍的整理校订，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靠的是硬碰硬的学术成果。此次《辽史》的修订，是将历史研究带入史籍校订的突出范例。”同事邓小南说，点校本《辽史》修订版凝聚了刘浦江对辽代历史的深厚心得，也凝聚着他建设学科标准，树立学术典范的全部心血。

    小院修史，人才传承

    2007年5月，刘浦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小院里开设了《辽史》读书课，修订团队随之组成——成员就是历史系的学生。

    邱靖嘉记得第一次《辽史》读书课的情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刘浦江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从此，每到周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头点校的同学汇集到中心小院，对着投影，将负责点校的内容逐字逐句诵读出来，在刘浦江的带领下，逐一讨论定稿。2013年6月，几十万字的《辽史》终于读完了，刘浦江又独自承担起全书统稿的重任。几个月后，他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

    “他在病中继续统稿，预期半年完成。实际上，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回忆，在化疗间隙刘浦江坚持工作，于2014年11月又提交了前言定稿、凡例及引用文献。

    一个多月后，2015年1月6日，刘浦江去世，年仅54岁。根据他在病中的嘱咐，学生们完成了未尽的修订工作。如今，修订版《辽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从数百处标点改动、千余条校勘记增补删减中，人们不难看到它的学术价值。人们看不到的，是修订团队12名青年学人的成长。九年前，他们都是学生，现在他们是教师、是研究员，是辽金史研究的未来。

    “刘浦江教授是中青年历史学者的佼佼者，可惜英年早逝。不过他的著作将长远地流传下去，他的衣钵也将在他的弟子们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宋德金如此评价。

    （本报北京5月23日电 本报记者 杜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