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史研究对图像史料的采集和运用

编者按

    图像是文字之外最重要的历史资料。通过图像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历史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重要方向，进而涌现出众多新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西方史学传统中，由于古代文明图像史料的丰富，学者们对图像史料的采集和利用有着深厚渊源，并熟练地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受西方史学影响，中国图像史学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理论建构方面有了一些探索。本版特刊登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传统的中国史学主要依赖书面史料，推崇官方正史而轻视稗官野史。至于图像资料，尽管中国的书画传统悠久，刊印的文学古籍也常有插图出现，但史家绝少采用这些资料。随着近代摄影术和现代印刷术的传入，考古学、艺术史、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引入，尤其是20世纪西方年鉴学派引发的“史料革命”的影响，国内史学研究才逐渐关注图像的补史证史功能。最近，国内史学界受英国牛津学者彼得·伯克所著《图像证史》的影响，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图像史学的新学科，将图像史料的功能和利用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反观西方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发展，对图像史料的采集和利用有着深厚渊源，并非只是20世纪的新潮。

一、古代文明中图像史料的丰富性

    西方古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东诸文明，它们都有丰富的图像遗存，尤其是古埃及。古埃及人出于宗教原因将死者尸体制成木乃伊，并制作死者雕像，作为其灵魂依归之所。雕像务须酷似本人，以便灵魂识别并投入其中。古埃及人的象形文有如色彩丰富的绘画，他们留下的纸草文献，尤其是《亡灵书》，也同样图文并茂，将古埃及的冥世观念及丧葬风俗生动直观地以视觉形式表现出来。壁画也是古埃及人留给后世的丰厚文化遗产。存世的坟墓壁画，除宗教和神话题材外，多反映墓主人生前的世俗生活，其中不乏历史事件的记述。还有那些随葬的陶土模型，是生活劳动场景的三维立体呈现。

    两河流域也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其造型艺术的写实性虽逊色于埃及，但也有丰富的表现力。除了表现神、精灵、祭司、崇拜者和统治者的各种程式化雕像外，还有各种碑铭（编年史和纪念碑等），附有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浮雕图案，涉及战争、祭祀、神庙和土木工程建设等众多主题，如贝希斯敦铭文。另有数不胜数的滚筒式印章，其上的图案涉及宗教、神话等诸多题材。壁画所存不多，保存相对较好的马里宫殿壁画，历史文化价值很高。另外，巴比伦楔文泥版上也发现了最早的世界地图。

    爱琴文明的诸多宫殿中心，如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梯林斯和派罗斯，以及桑托里尼岛阿克罗提里遗址的民居，也发现许多题材丰富的精美壁画。此外还有诸多具体而微的印章图案、金属镶嵌画、各种质料的小雕像和各种主题的陶瓶画。该文明曾先后出现三种文字，只有较晚的线形文字B被释读成功，证明是希腊语，但现存数千块线形文字B泥版皆属宫廷账目，并无历史、文学方面的记载。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图像来复原希腊史前青铜时代的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

    爱琴文明消亡后，爱琴地区经历了相对停滞隔绝的“黑暗时代”，伴随着与近东地区交流的恢复，又逐渐迎来历史曙光。古风时代的希腊人主要模仿埃及和近东艺术，制作程式化的面带微笑的站姿或坐姿的大理石像，即裸体少年和穿袍少女，可能多属神像。但在公元前6世纪，随着对人体美的刻意追求，程式化渐被打破，人体比例渐趋准确，最终在公元前5世纪初实现质的飞跃，形成高贵典雅、优美写实的古典雕刻风格。希波战争后，著名政治家、哲人、诗人、史家和运动员雕像被相继雕刻出来。这些雕像都是艺术史和古希腊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图像资料。

    古希腊绘画也很发达，史书多载著名画家的传奇故事。他们的绘画或绘于私宅，或绘于公共场地供人欣赏，可以是壁画，也可以是悬挂在墙上的木版画。遗憾的是，因绘画材料易朽，古希腊绘画鲜有存世者，但彩绘的陶瓶画却大量存世。陶瓶画题材多为神话，反映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时期流行不同风格的陶瓶，因而成为当今古希腊史尤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最丰富和最宝贵的图像资料。

    金属货币铸造始于公元前6世纪前期小亚西海岸的希腊殖民地和吕底亚，后蔓延到波斯帝国和整个希腊世界。古希腊钱币通常表现各城邦的神及象征物，并附货币铸造地的铭文。罗马历任皇帝制作帝王头像币也成为定制，币上还附有皇帝拉丁文姓名和各种头衔，皇族其他成员、神、纪念性历史事件和各种象征皆可铸于钱币上。古代欧亚大陆留下的这些帝王头像钱币不仅是钱币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当今古代史研究和年代考据的重要史料。

    如果地图亦可视为图像的话，那么，古希腊学者很早就开始绘制世界地图，并将其应用于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中。从毕达哥拉斯至亚里士多德，大地就已经被视为球体。公元前54年，尤里乌斯·恺撒曾派四位希腊学者测量所知世界，以便绘出一幅世界地图。制成的地图后来刻于大理石上，在帝国广泛传播，其研究成果也被老普林尼的《自然史》频繁引用，为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提供了测量数据。这些地理学成果，为古典世界的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

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界对图像史料的采集、整理和出版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留下丰富的图像史料，但学术界对这些史料的再发现和系统采集工作却是在文艺复兴后兴起的。彼时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关注罗马的废墟，并进行系统的文物考察、收集、记录和抢救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那些易损的古迹画下来，作为图像资料保存在书籍里供后世研究。从事这项工作的有博物学家、历史学家、文物收藏家和艺术家等。

    学者们采集的罗马文物与遗迹的大量图像资料是无法用古代誊抄方式保存的，只能借助印刷出版方式存世。时代需求引发印刷业的突飞猛进。15世纪德国印刷术的革命为保存这些图像资料创造了现实物质条件。于是，各种精心绘制的三维图画、平面图、碑铭集等陆续刊印出版。 

    文艺复兴也激发了西欧学界对希腊和东方的浓厚兴趣，不仅使最古老的人文学科——古典学获得重生，也奠定了东方学的基础。剑桥和牛津相继设立东方研究的教席。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处于对立状态。直至16世纪后期，东西方的商业交往才重新建立起来，欧洲前往东方的旅行家们也逐渐增多。他们游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和东方，搜集古物，绘制古迹，拓印古代浮雕和碑铭，积累了重要的图像和铭文资料。

    18世纪的雅典卫城残破不堪，文物流失严重。担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厄尔金勋爵托马斯·布鲁斯深知帕特农神庙浮雕价值，呼吁英国政府实施抢救，未予采纳，遂决定自费实施。依靠行贿雅典地方当局，厄尔金将神庙最有价值的浮雕运回英国，请艺术家全面复原。1816年，189块帕特农浮雕最终卖给大英博物馆收藏，进而成为今日帕特农神庙复原的重要图像史料。

    1798年5月，波拿巴·拿破仑率三万法军和众多战舰远征埃及，随军带来500名文职人员组成的庞大团队，包括167名学者，测量和绘制古埃及文化遗迹，进行考古发掘，搜集和整理文物，从事科研工作。1802年，拿破仑下令刊印从埃及收集的文稿和图画。从1809年至1829年，历经20年制版、编辑和印刷，出版《埃及志》凡20卷，包括9卷文献，1卷图版说明，10卷图版集，收录图像逾3000幅，共894幅图版，另加2卷附加图册和1卷地图集。就在《埃及志》编纂期间，法国学者商博良释读象形文成功，催生了埃及学。 

    伴随着旅行家和古物学家对古典和东方文化古迹的测绘与调查，现代考古学也逐渐发展起来。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独立后，制定相关考古和文物保护法律，成立考古学会，欧美各国陆续在希腊建立考古学院，开始了系统全面的发掘工作。奥林匹亚、德尔菲、迈锡尼、克里特的发掘实践使古典考古学这门新学科逐渐成熟，牛津大学也于1885年正式设立古典考古学教席。亚瑟·伊文思在发掘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史前宫殿时，先后聘任三位建筑师，用来绘制建筑遗迹的各种平面图、剖面图和复原图，还聘请了父子两位瑞士画师复原古代壁画。他还利用陶器定年方法确定各建筑层的相对年代并建立克里特文明的年代分期，同样的方法也被应用于迈锡尼、特洛伊、派罗斯等遗址的年代分期上。从1921-1935年，伊文思陆续出版了四卷《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共3000多页，3400多幅精美插图，多为其建筑师和画师精心手绘的精美图像，只是到了第四卷才大量使用摄影照片。

三、图像史料在近代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19世纪史前考古拓展了历史学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因史前文献不存，考古实物与图像成为主要史料。旧石器晚期的洞穴壁画和雕刻，新石器时代的母神像等，都是史前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某些上古文明，由于文字未能释读成功，如意大利的伊达拉里亚文明和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只能依赖实物和图像资料加以复原；某些古老文明，虽然文献已能释读，如爱琴文明的线形文字B泥版，但充其量只是宫廷管理清单，不涉及历史、外交和文学，对这些文明的解释和复原也只能依靠实物和图像资料；某些上古社会处于史前向文明过渡时期，文字尚处萌芽阶段，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对其历史和社会的复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实物和图像资料，如古埃及的零王朝、早王朝，希腊的几何陶时代和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时期。然而，在这些主要依赖实物和图像资料复原古史的领域，图像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文献匮乏的条件下，仅靠图像史料复原古史很不全面，在复原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还差强人意，在复原历史进程方面则力不从心。而且，给“没有释文的画册”填补释文，其主观随意性较大，常常停留在假说阶段，无法得到其他可靠史料的确证。因而，文献史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图像史料具有补史证史功能，有时亦可直接当作史料，但毕竟无法替代文献史料。

    20世纪的新史学重视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古代社会遗留的各种图像成为极宝贵的史料来源，其中壁画是最生动写实的古代生活画卷，多来自墓室墙壁，如古埃及和伊达拉里亚的墓室壁画。还有陪葬用的各种陶俑和陶制模型，表现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各种场景，在古埃及坟墓中尤多。古希腊缺乏大型墓葬，除了马其顿的王陵，类似壁画极少，但古希腊留下极丰富的陶瓶画，除了大量的神话题材，还表现社会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场景，因而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综上所述，西方史学对图像史料的运用和批判具有先天优势和悠久历史，不仅因为西方史学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明和东方诸文明遗留的图像资料异常丰富，也是因为近代学者的不懈采集和积累，形成了图像史料的庞大宝库。因而，西方史学界，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历史地理学，以及历史研究的各个分科，都不可避免地使用图像资料来补史证史，甚至主要依靠图像史料来复原史前历史文化。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图像的利用逐渐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也激发了我国史学界探索图像史学，创建新学科理论体系的热情。 

    （王以欣，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