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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和交往半径非常有限，社会的秩序是靠生活礼俗调节的。这就是说，在过去的社会，共同体相对稳定，“家乡”对人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情况主要基于以下几点：首先，农业经济时代，人们与自然有着直接的联系，人们从小徜徉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山川、河流、树林，周围的一草一木都与自己有了某种不能割舍的“缘分”（联系），人们形成了对乡土家园的深沉而浓烈的依恋。正因如此，地缘成为“我们感”的天然基础，而家乡成为人们归属感最强烈的纽带之一。其次，自然经济是所谓人对自然依赖的经济，这表现为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社会缺乏流动性，人们很少离开家乡。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自然紧密相关，人们的生活体验和文化体验都在这种基于家乡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形成，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是对人们与环境互动的反映。再次，中国文化缺乏超越现实的信仰对象，中国人的信仰主要寄托在家族的延续上。为此，在过去，人们如果没有男孩，就不断地生下去，直到生出男孩。如果生不出男孩，也必须想法过继或收养一个男孩来延续香火。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是中国人的文化图景，某某地某某家族的延续和兴衰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故事。最后，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知识形态是经验的，经验知识是靠岁月体验的积累，因此老年人就因具有知识的优势而具有权威性。因此，过去的社会老年人的权威就构成传统导向的态势，人们自幼从长辈那里接受了各种知识、价值和观念，知识、价值和观念的连续性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随着社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的社会也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地域归属感都出现了明显的不稳定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当下的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人们从小生活、工作和嬉戏在人造的设施和空间之中，只能偶尔抽时间到某些“自然景点”中感受一下自然的美丽和壮观，而这种体验也往往因为景点内外人声鼎沸和摩肩接踵而搞得兴趣索然。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崛起，人们更是越来越多地生活在虚拟空间之中，更是让人无法真正体悟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其次，商品社会使商品和人员加速流动，目前人们不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是为全世界生产商品并且消费来自全世界的商品。这种流动性不仅使人难以构建稳定的乡愁记忆，而且即使建立起来也会被不断的流动所稀释。再次，独生子女政策和城镇化的发展，迅速遮蔽了中国人原本特别旺盛的生殖意志，人们再也不愿意为多生孩子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和自由。由于职业分化和全球化进程，子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越来越少，“家”的图景越来越表现为通过手机和网络进行的例行公事的问候。最后，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驱动力，面向未来的创新成为文化导向的力量，现在老年人不仅缺乏知识上的权威性，而且往往被年轻人看作是过时的“老古董”。总而言之，对于现代人来说，家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家乡的图景也越来越模糊了。
如果我们要记住乡愁，就要重建基于乡土的礼俗，但是这种重建不是回到过去，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穿越而回到过去，我们必须基于当前的变化而重建。
首先，重建的礼俗应该是平等的。例如，过去我们的“礼”“仪”是为了“别贵贱”“分长幼”，形成一定的生活秩序；现在我们重建的礼仪则必须是基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新的礼俗应该是人与人相互尊重的交往规则或仪式。
其次，重建的礼俗应该是包容的。过去我们的礼俗都是某一家族或某一地域的规定，对外人则是不适用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我们的礼俗应该是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不仅对“我们的人”待之以礼，我们对“他者”——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待之以礼。以类似杭州这样的城市为例，对于外来务工的“新杭州人”，最好也不要用这样的称呼，因为这仍然暗示着差别。希望改为这样的口号：“来到杭州，就是杭州人。”
最后，重建的礼俗应该是积极的。所谓积极的礼俗，应该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秩序重建和道德教化。现代社会是“去魅”的过程，这当然有积极意义，让人们从压制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充分实现自己自由发展。但是，没有了神圣和魅性，人也难以建立有积极意义的精神世界，社会容易陷入虚无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应该在一定意义上就生活礼俗“重新赋魅”或“再神圣化”。譬如，近些年来，北京庙会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大兴的西瓜节能否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仪式化地甚至神秘化地开启呢？各地都可以探索这个问题，对当地环境、物产、生产活动进行季节性的礼敬活动，使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城乡形成共同的记忆和敬畏，这有利于构建当代城乡居民的精神世界、我们感和价值认同。传统本来就是人创造活动的体现。我们可以重新创造传统。
（韩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主任、教授；本文是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与文化影响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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