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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18日 星期三

    智库研究

    以改革创新推动智库转型升级

    作者:刘西忠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18日 16版)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其重要内容。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把“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发展”作为基本原则,通篇突出改革主题,贯穿创新主线,为新型智库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

     

        从总体上看,当前各地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热情高涨、声势浩大,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从改革的内容和深度看,《意见》提出的具体改革举措尚未落实到位,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政府向智库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等关键性举措尚未出台,制约智库发展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瓶颈尚未打破,迫切需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增加政策供给强度,着力在推动智库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上下功夫。

     

        所谓转型,就是由传统智库向新型智库转型,包括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升级,就是在研究层次和研究方法上由低层级向高层级转化;提质,就是更加注重新型智库的内涵和质量建设;增效,就是增强新型智库的效用,为党委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加务实有效的公共政策服务。

     

        1.深化智库管理模式改革,实现由管微观、重约束向管宏观、重统筹转变

     

        新型智库建设的主要路径是改革,要旗帜鲜明地推进改革,加大政策供给力度,着力为新型智库发展打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坚持党管智库、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思想库,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党管智库原则,强化宏观指导责任,创新管理形式,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体制。智库专家要有家国情怀,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讲担当、讲奉献、讲信誉,为党献良策、为国尽职责、为民谋福祉。

     

        推进智库综合改革。新型智库建设既不是原有研究机构的简单翻牌,也不是单纯的数量扩张,最主要的是通过改革创新盘活存量,向改革要活力、要潜力、要效益。按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积极推进分类改革,探索不同类型智库的发展之路。进一步研究出台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改革重点、支持政策,逐步建立完善支撑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链、制度网和制度体系。

     

        构建新型智库体系。遵循决策咨询规律和智库发展规律,创新组织形式,减少管理层级,建立理事会等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在大力推动新型智库建设的同时,注重发挥研究基地和各类学会研究会等决策咨询机构的作用,形成高端智库、重点智库和研究基地齐头并进又梯次发展的格局。通过改革、改造、改组,促进智库主体的分工协作、智库要素的优化调整、智库平台的整合提升,实现集成创新,放大整体效应,产生1+1+1大于3的效果,构建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新型智库体系。

     

        2.深化智库研究体制改革,实现由各自为政、单兵推进向团队协同、融合创新转变

     

        新型智库建设,要解决传统的社科研究小而散、碎片化的问题,解决研究方式方法单一的问题,解决决策咨询产品不适应、不对路、不管用的问题,走出小作坊、实行大协作,走出小调研、依靠大数据,走出小点子、形成大方案。

     

        强化协作意识。新型智库建设,既需要社科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不同部门、不同高校之间加强协作,也需要研究机构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开展协作,形成理论与实践优势的双重叠加、强强联合,使研究成果既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又有政策价值和实践价值。国家和省重大应用课题招标,可以由目前的主要面向专家学者个人和团队拓展到主要面向具有法人性质的智库或研究机构,利于进一步明确购买方和服务方的责任和义务,增强协同能力,提高研究质量。

     

        改进产品结构。智库机构要强化客户意识,坚持以党委政府的政策需求为导向,把智库研究与国家社会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做到供需对接、供适所需。在改革制度设计日益成熟的新形势下,智库研究重点应更多地由聚焦中观层面、提出一般的对策建议,转向提供具有引领性的高端思想层面和操作端的战术层面。要既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传播“中国好声音”,又发挥“智囊团”作用,打造“中国好方案”。

     

        推进研究方法融合创新。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促进不同部门和智库主体的信息共享,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为新型智库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新型智库建设,要善于借鉴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设立观察点、调研点和实验室等。重视决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实现理论支撑、技术支持和经验验证多维结合,培养一批既具有战略眼光、又善于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的公共政策工程师、评估师和咨询师。

     

        3.深化智库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由兼职化、中低端向职业化、中高端转变

     

        建设高端专业智库,拥有一批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高端人才队伍是前提。

     

        化知为智,促进知识转化。智库专家不但要有知识、有智慧,还要有谋略、接地气,能够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谋划。新型智库建设,要充分借鉴运用现有社科研究成果,以扎实的社会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实现“借船出海”、化知为智,在知识和政策之间搭建桥梁。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逐步建立思想和智力产品市场,畅通优秀研究成果转化渠道。

     

        加快智库研究人员专业化、职业化进程。我国社科研究资源的80%集中在高校。应对社科类人才实行分类管理、分类培养,将智库研究机构、资源和人员相对独立出来,强化政策支持,深化人才职称、职务、薪酬制度改革,培育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智库专家。通过管理体制改革,鼓励部分体制内的社科研究人员、专家学者“下海”,组建更加专业化的高端社会智库。鼓励高校智库发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优势,逐步加强应用研究类硕士生、博士生等研究人才的培养,重点招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人员,培育智库持续发展所需的专业新生力量。

     

        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推动政府部门研究人员向智库流动,鼓励政府部门退休人员到智库发挥余热,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人才交流机制。

     

        4.深化智库成果评价体制改革,实现由注重过程、数量向注重结果、质量转变

     

        新型智库的影响力源于高质量的智力产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更加务实管用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是智库天职。

     

        规模适度、注重质量。新型智库的建设规模,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需求相适应,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和要求相适应,与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提升的要求相适应。转变智库建设唯数量增长的GDP倾向,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供需关系错位和结构失衡问题,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变粗放式生产为精准服务,避免随意张贴智库标签,谨防出现智库被泛化、矮化和异化的现象。

     

        改革经费管理办法,引进竞争机制。更加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专家的智力成果,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智库运行特点的、相对灵活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引进竞争机制,鼓励不同的智库围绕同一主题开展同向或反向研究,通过不断地比较、争执甚至辩论形成更优或最优方案。

     

        完善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办法。探索党委政府等决策部门参与智库成果评价的方式方法,构建用户评价、同行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智库研究成果与社会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并行对等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与科研考核机制。在考核评估时,既要把领导批示率作为重要指标,又不能唯批示论。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科学评价,新型智库成果评价应当更加注重整体和团队导向,注重培育团体冠军。建议参照科技进步奖,设立决策咨询奖,加大优秀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奖励力度,引导智库潜心打造精品。

     

        5.深化智库成果转化和交流体制改革,实现由政智分离、单向对接向政智衔接、多维互动转变

     

        新型智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弥合知识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实现智库与政府、媒体和社会多维良性互动。

     

        坚持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价值追求。要深化决策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智库专家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度化、法治化,为智库嵌入决策全过程创造条件。重视新媒体智库的发展,通过加强不同智库主体的合作、智库与媒体的融合,拓展智库影响力,延伸拉长决策咨询产品价值链,争取把发言变为发展,把对策变为政策,把文章变为文件,把思路变为思想,成为党委政府决策信赖的新型智库。

     

        坚持服务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要特别注重媒体在智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智库成果更加注重媒体发表和公开发布,扩大智库成果的受众面。着眼于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发挥智库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积极作用,更加准确反映民情、科学引导民意、有效启迪民智。

     

        增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责任担当。要坚持开门办智库、开放办智库,在加强与世界著名智库交流合作的同时,鼓励推动更多的智库和智库产品走出去,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善于发声,生产出更多不受西方理论左右、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智力产品,实现由重引入、机械模仿到重输出、增强话语权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中国软实力持续提升,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的中国话语、中国思想和中国价值。

     

        (刘西忠,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省社科联研究室副主任;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4ZD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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