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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18日 星期三

    争鸣与商榷

    “四大名砚”考辨

    作者:陈锋 《光明日报》( 2016年05月18日 14版)
    清代松花砚 资料图片
    清代端砚 资料图片

        编者按:作为我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砚台既是实用之器,又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不论是收藏界、鉴赏界、砚雕界,还是学术界,都盛行“四大名砚”之说,且往往因何为“四大名砚”而论争不已。本文作者结合多年收藏经验与文献考证指出,“四大名砚”的说法,似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但事实上,古代对各种砚台或名砚的排序与品评固然常见,却根本没有“四大名砚”之说;砚台以材质、形制论皆多种多样,即便同一种砚石,其品质也有差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品,不同人士心目中也有不同的名品,一定要争短长,一定要说“四大名砚”,难免会进入误区。

     

        砚台既是实用之器,又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不论是收藏界、鉴赏界、砚雕界,还是学术界,都盛行“四大名砚”之说。如著名砚雕家、砚史学者刘演良称:“自唐以来,我国出现了端、歙、洮、红丝四大名砚。以后,澄泥代替了红丝……”(《名砚的鉴别和欣赏》,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又如台湾历史学者嵇若昕认为:“宋代是雕砚工艺史上的辉煌时代,此时端、歙、红丝、洮河四种石砚为当时四大名砚,后因红丝石停采不出,遂把陶质的澄泥砚补入,仍为宋代四大名砚”(《双溪文物随笔》,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版,第94页)。更有甚者,为了论述所谓的“四大名砚”在历史上早有成说,而误读史料,如安庆丰说:“我国‘四大名砚’之说究竟又起源于何时?目前公认的看法是出自北宋苏易简的《砚谱》,其曰:‘砚有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中国名砚·洮砚》,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事实上,苏易简《砚谱》根本就没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之语。

     

        综合各家所论,其说“四大名砚”在历史上的形成,有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三种。其说“四大名砚”的砚种和排列顺序大致有红丝砚、端砚、歙砚、澄泥砚和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二种。其说红丝砚在宋代以后退出“四大名砚”后,则又有洮河砚补入说和澄泥砚补入说二种。

     

        也有对“四大名砚”说渊源存疑,但仍承认有“四大名砚”者,如傅绍祥《中国名砚·红丝砚》称:“实际上,‘四大名砚’之说,其渊源难以考证。……笔者贸然推断,可能是唐人因对当朝前后相继出现的歙砚、端砚、红丝砚、洮河砚喜爱而自然而然成习惯之说,遂流传于后世”。吴笠谷《名砚辨》称:“‘四大名砚’称法的始作俑者,一时难考”,但又认为“客观而论,‘四大名砚’之因缘际会不同,影响各有消长,但皆属砚史上公认的著名砚种,排名前四也属实至名归”。

     

        当然,也有不谈所谓“四大名砚”,比较客观地叙说砚史者,如民国年间赵汝珍所撰《古董辨疑·古砚辨》称:“书史所载之砚石,不下百余种……惟砚之可贵,除本体外,尚有因作工之佳者,刻面之妙者,或名人所遗者,或掌故所关者,原因甚多”。又如广陵书社为再版《阅微草堂砚谱》《归云楼砚谱》等写的出版说明称:“隋唐以后,由于造墨技术的发展,对砚质要求高,相继发现名砚石,并有了端砚、歙砚、红丝砚、洮河石砚、澄泥砚等名砚”。

     

        从总体上看,“四大名砚”的说法,似乎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但事实上,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四大名砚”之说。各种所谓的“四大名砚”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检索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历史上对各种砚台或名砚的排序与品评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相关砚史、砚谱从总体上对砚台进行论说,在论述中有先后的排序,但并非名砚的排名。

     

        北宋米芾所撰《砚史》是现存最早的专门化的砚史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称,该书“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书中所记25种砚台、砚石(实际上只有25种,青州青石砚重复二次论述,未加辨别),其论述依次为玉砚、葛仙公岩石、华严尼寺岩石、端砚、歙砚……“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可见其既不是当时所有的砚石品种,也没有名砚排名的意旨。

     

        南宋高似孙所撰《砚笺》第一卷记述端砚,第二卷记述歙砚,第三卷记述其他各砚65种。他对端砚、歙砚各用一卷的篇幅记述,说明了对此二种砚台的重视,其他则看不出对某种砚台的特别钟爱或已经形成了排名。

     

        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西清砚谱》,凡二十五卷,“其序先以陶之属,上自汉瓦,下逮明制,凡六卷。次为石之属,则自晋王廞璧水砚,以至国朝朱彝尊井田砚,凡十五卷。共为砚二百”。分析《西清砚谱》的文本,我们注意到:其卷一至卷六的“陶之属”,分别记述汉未央宫东阁瓦砚、汉未央宫北温室殿瓦砚、八棱澄泥砚等,并没有将“澄泥砚”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卷七至卷二十一的“石之属”,是对石质砚台的著录。其中,卷七至卷十五分别按历史年代记述,卷十六至卷二十一是无法判明纪年而按石种记录,这种按石种的记录,或许能够体味出编纂者对名砚的排序。最先著录的48方砚台均为端砚,接下来记述的是红丝砚、龙尾石砚、歙溪石砚、洮河石砚、雘村石砚。但这也只能看出一种倾向,同样不存在“四大名砚”的排序。

     

        第二,相关论述曾对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名砚有过排名,但并非所谓的“四大名砚”。

     

        最早论述名砚的是柳公权,《旧唐书·柳公权传》称:“(公权)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研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宋代以后,有关评论渐多。宋人罗愿《新安志》巻10《叙杂说·研》称:“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载研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第一,端州斧柯山第二,龙尾石第三,余皆在中下。”(按:现存苏易简《文房四谱》没有这样的记载,当有脱文)如是,共列出了红丝砚、端砚、龙尾砚(歙砚)三种。《新安志》引蔡君谟《文房四谱》称,端砚、歙砚之外,“余不足道也”。如是,则只有端砚、歙砚两种名砚。

     

        《文献通考》卷229《经籍考》称:“宋朝唐询撰砚之故事及其优劣,以红丝石为第一,端石次之。”如是,列出了红丝砚、端砚两种名砚。又引唐询《砚录》云:“自红丝石以下,可为砚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红丝石一,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归州大沱石四,淄州金雀山石五,淄州青金石六,万州悬金崖石七,戎泸试金石八,青州紫金石九,吉州永福县石十,登州驼基(砣矶)岛石十一”。可视为对十一种石质名砚进行了排名。

     

        明人髙濂《遵生八笺》卷15《论研》认为:“古人以端砚为首,端溪有新旧坑之分。……歙石出龙尾溪者,其石坚劲发墨,故前人多用之。以金星为贵,石理微粗。……洮河绿石,色绿微蓝,其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出陕西,河深甚难得也……”在髙濂看来,最好的是端砚、歙砚、洮河砚,即便如此,在论述洮河砚之前,他仍谈了湖广沅州石砚和黎溪石砚,其他排名更为混乱,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排名。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古砚论》依次论及端砚、歙砚、万州金星石砚、洮河砚、铜雀台瓦砚、未央宫瓦砚六种名砚。明人丰坊《书诀》(该书只有一卷,《四库全书》提要称,“《书诀》一卷,不著撰人姓氏”,认为是“嘉靖间鄞人丰坊所作”)则把石质名砚分为“神品”“妙品”二种:“石砚神品,曰葛仙翁岩石,出唐州方城县,温州华严石……妙品者,曰端溪中岩旧坑紫石,龙尾鴈湖眉石、金丝罗纹石……”与一般人的评价又不相同。

     

        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308《历代书论·砚谱》首先论青州红丝石,其次论端州石,其三论歙州婺源县龙尾石,其后依次论述淄州淄川县金雀山石、青金石等等。在倪涛看来,主要的名砚是红丝砚、端砚和歙砚。高凤翰的看法大致相同,其《砚史》“摹本第三十七”称:“青州红丝石砚,旧入砚谱,列上品,当在端、歙之右。”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卷50《庚集中》称:“青州红丝石一,洮河石二,端溪石三,歙州石四,雘邨(村)石五,皆石也。有玉,有金,有磁,有漆,其类不一。”如是,则可视为排出了红丝砚、洮河砚、端砚、歙砚、雘村砚五种名砚。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种排名法,或二种,或三种,或五种,或六种,或十余种,恰恰没有四大名砚的排法。

     

        第三,即便是名砚,不同时期,不同人士的品评也存在差异。

     

        如青州石末砚,柳公权评为第一,欧阳修则指出,虢州澄泥砚才是唐人认为的第一名砚,而“青州、潍州石末砚,皆瓦砚也。其善发墨,非石砚之比,然稍粗者损笔锋”(《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又如青州紫金石砚,米芾的评价最高,他“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认为“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宝晋英光集》卷8,《杂著》)。同为宋人,对此一种意见大致赞同,另一种意见反对。大致赞同者曾慥说:“青州紫金石,状类端州西坑石,发墨过之”(《类说》卷59,《文房四谱·砚谱》)。髙似孙说:“紫金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姿殊下”(《砚笺》卷3,《诸品砚》)。反对者胡仔说:“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渔隐丛话后集》卷29,《东坡四》)。欧阳修说:“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惟京东人用之”(《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乾隆《西清砚谱》卷23《附录》则认为紫金石砚大致和端砚、歙砚差不多:“考宋髙似孙《砚笺》称,紫金石岀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当由端、歙既盛行,采取者少,故甚少流传耳。是砚质理既佳,琢制亦精,堪备砚林一格”。

     

        一度被称为名砚第一的红丝砚,也曾被许多名家否定。米芾对红丝砚最不看好,他在《砚史·用品》中认为,“红丝石作器甚佳”,但作为砚台,“大抵色白而纹红者,慢发墨,亦渍墨,不可洗,必磨治之。……慢者经暍则色损,冻则裂,干则不可磨墨,浸经日,方可用,一用又可涤,非品之善”。欧阳修认为,红丝砚制作精美,可为案头陈设的佳品,“若谓胜端石,则恐过论”(《文忠集》巻148,《书简五》)。蔡襄的看法与欧阳修大致相同:“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岩而下之,论者深爱端岩,莫肯从其说。”(《端明集》卷34,《杂著》)同为宋人的胡仔综合各家所说:“余今折衷此三说,东坡之说与彦猷合,而永叔之说太过。余尝见此石,亦润泽而不枯燥,但坚滑不甚发墨……”(《渔隐丛话后集》卷29,《东坡四》)

     

        至于端、歙二砚,有人认为歙砚居上,端砚次之。如欧阳修说:“端石出端溪,色理莹润,本以子石为上。……端石非独重于流俗,官司岁以为贡,亦在他砚上。然十无一二发墨者,但充玩好而已。歙石出于龙尾溪,其石坚劲,大扺多发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为贵。……端溪以北岩为上,龙尾以深溪为上,较其优劣,龙尾远出端溪上”(《文忠集》卷72,《外集二十二·砚谱》)。有人认为端砚居上,歙砚次之。如明代著名学者方以智认为,“今以端石为上”,“自今论之,(与红丝砚相比),细润发墨,总不如端,而歙次之”(《通雅》卷32,《器用》)。

     

        事实上,砚台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多种。以砚之形制论,有足支形、几何形、仿生形、随意形等多种。以名砚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品,不同人士的心目中也有不同的名品。同为一种砚石,因为坑口的不同、地质层面的不同、开采时代的不同,其品质也有差异。一定要争短长,一定要说“四大名砚”,难免要进入误区。

     

        (陈锋,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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