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并重：破解国防科技创新的密钥

    国防科技创新要注重以道驭器，超越实用理性，谋求以器兴道，秉承“制器尚象” 

    倘若要用最简洁、最契合的语言来浓缩中国科技思想的精髓与要诀的话，那就不能回避两个词语之间的关联，即“道”与“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这两个词语背后蕴含的思想，是破解国防科技创新的密钥。习主席最近指出，我军必须高度重视战略前沿技术发展，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主动，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要抓紧搞好创新性、突破性成果转化运用，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领会习主席有关国防科技创新的战略思想，就必须深入认识、处理好国防科技创新中的“道”“器”关系。

    何谓道器？《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注重意会、直觉等非逻辑思维方式，常常给后来者理解与诠释造成困惑。于是才有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大道无形”，才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其实，“道”的象形字上为一个头，象征着一个人在头脑的支配下朝着道路上的彼处行走，是抽象化的意蕴。就这一点而言，它与科技创新活动有吻合的接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活动无非也就是人在自觉意识支配下从事的发现与发明活动，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方式、规则与方法。显然，在这一点上，“道”与“器”找到了接头的“暗语”。道器问题，在不同的学术领域，纵然有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但从军事学的角度看，所谓道，就是规律，是道义、是战略、是文化；所谓器，就是器物，是手段、是技术、是装备。如何处理道器关系，涉及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速度、效益和成败，事关重大，不容小觑。

重道轻器还是重器轻道

    道器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作为科学技术产物的兵器，进步也相当迟缓。如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明确将道、天、地、将、法列为战争五事，却并不言器，绝非偶然，它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中，兵器的进步与创新问题还未进入军事家的视野，从而形成重道轻器的传统。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兵器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震撼，中国古老的重道轻器传统受到根本质疑，工具主义抬头且兴盛。矫枉过正的结果，是逐渐形成重器轻道的思想观念。延续至今，表现在言必称美军，言必称装备，重技术轻战略，重军事轻政治，重理工轻人文，即使在信息化建设中，也只看重硬件建设，有意无意地轻视软件建设。

    重道轻器固然是片面的，但矫枉过正，重器轻道也是片面的。

    其实，中国人早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就已饱尝重器轻道的苦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主张尽管有开放的、积极的一面，但其潜台词无非是“中体西用”，说明当时的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只看到人家的经济和技术进步，试图重视物质手段建设，却忽视了战略，忽视了人文精神，忽视了隐藏在经济技术等物质手段背后的思想价值观念。洋务运动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已经表明，重器轻道此路不通，是形而上学之两极思维在国防建设中必然引发的历史悲剧。

    人类的思维规律总有类似之处，在西方也存在道器关系问题。西方世界从近代以来，一大批科学泰斗如日中天，科学技术进入狂飙突进的时期。正是以此为背景，西方的军事技术异军突起，成了殖民者掠夺和征服世界的有力工具。在这个时期，军事技术对于军事理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作为这一时期军事理论家的代表，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略五大要素与孙子的战争五事相比，明显增加了科学技术的成分。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迅猛，理论相对滞后，西方世界普遍盛行的是技术决定一切，即中国人所说的重器轻道。

    西方的技术决定论即重器轻道观念在19世纪得到纠正。作为一个转折点。19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诞生了麦克斯韦方程。这两大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判断，指出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走向，促使后来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得以结伴同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军事领域。如果说，在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下，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对几个世纪以来前人的海战实践作了一点总结，那么，20世纪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杜黑的空权理论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富勒、杜黑的理论不但基于军事技术的先期发明，更促进了后来装甲技术、航空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从这时起，国防科技的战斗力倍增作用空前强化，而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对军事技术的导向作用、牵引作用也逐步彰显，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受到质疑。

以道驭器下好先手棋

    20世纪以来，军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表明，理论与技术呼应，思想与行动并进，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按照这个时代的要求，加强我国国防科技创新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道”“器”关系，军事理论研究必须敢于迎接未来国防科技的挑战，同时又要善于引导未来国防科技的创新。必须坚持理论与技术同行，必须坚持道器并重。

    习主席强调指出，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有科学理论作指导，这既包括思想政治上的理论指导，也包括军事战略、军事斗争方面的理论指导。国防科技创新同样如此，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引方向、明确重点、规划路径、提供方法，也就是要注重以道驭器。科技创新引发军事变革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作战需求、战略思想、军事理论等规划、选择的结果。2015年，美国确定的五大颠覆性技术领域，就是在“亚洲再平衡”战略和第三次“抵消战略”指导下提出来的，其实质就是要颠覆“信息技术主导下的精确作战能力”，改变“非接触精确作战”的“游戏规则”，揭开了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序幕。当前，我们正由全面的“追赶者”向部分领域的“并行者”迈进，并在某些领域加速向“领跑者”靠近。因此，我们不能囿于昨天的思维设计明天的战争，只盯着主要对手和当前任务适应需求，而是要用前瞻眼光密切关注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态势，瞄准未来可能“打什么仗、和谁打仗、在哪打仗、怎么打仗”，通过设计战争创造需求，真正牵引和驱动国防科技创新。要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积极建设高端智库，聚焦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战略研究，提出实在管用的对策建议。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它是指人类理解、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以认识真理为最高目的，其主导精神是知识理性；二是技术，它是指人类征服、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以实用为最终衡量标准，其主导精神是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由此，历史上形成“为求真理而认识”和“为求实用而认识”两种不同的科技价值观。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曾指出：“一般而言，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四大发明’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这一状况，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重器轻道”实质上是实用理性的产物，映射在科技创新上就是缺乏对科技原理穷追不舍的求真精神，科技政策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对基础性探索研究重视不够。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动力。只有超越“实用理性”，才能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耦合，技术研发与装备创新交相辉映。因此，我们要以先知先觉的“头脑”，自发自觉的行动，洞悉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动向，关注世界专利进展，超前布局、超前谋划。要围绕支撑武器装备和重大技术突破，推进变革性研究，在新思想、新发现、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上积极进取，强化源头储备。要加强面向军事战略需求的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的基础前沿研究，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复杂系统、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以器兴道形成装备文化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近代以前，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对战争胜负影响有限，军事理论更注重韬略、谋略，缺乏对技术的理解和关照。当今时代，人类战争实践已经从自然空间拓展到技术空间，理论与技术呼应，战略与工具协同，思想与行动并进，是新军事革命的鲜明特征。如美军1982年提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时，新型坦克、隐形飞机、精确制导等并未大量装备部队，许多甚至还没有投入生产。“自主战争”“影子战争”“第六代战争”等也都是基于科技发展态势，提出的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

    因此，军事理论必须主动回应科技创新提出的挑战，也就是谋求以器兴道。源于技术、面向技术、超越技术，从技术的原点上寻找创新的灵感，坚持非对称作战思想，洞察强敌技术上的“阿喀琉斯之踵”，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要充分发挥技术路线图在制定军事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战略的顶层设计，资源的综合集成，为战略实施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步骤。近年来，无论是美军的《2020联合构想》，抑或俄军的《2020年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都十分注重军事战略的规划和路线图设计。要注重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加强联合作战实验室和有关数据库建设，从作战实验等“战争预实践”中设计未来战争，通过模拟仿真系统检验作战理论。

    我国古代在传统技术活动中讲究“制器尚象”。《周易·系辞上》讲：“《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制器尚象”的意思就是说，创制人造器物必须崇尚“象”理，引申含义就是器物之造要体现文化底蕴。国防科技创新作为兵器制造的范畴，自然也要遵循“制器尚象”的内在机理，注重器物与文化的交融。事实上，国防科技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钢铁与硅片，从文化的维度审视武器装备，能够让我们看到渗透于钢铁之中的人类科技文明与军事思想，看到深深嵌入在硅片之中的民族“胎记”和文化“烙印”。

    美军奉行“技术制胜”“零伤亡”等信念，映射在国防科技发展上，就是充分利用科技优势，不惜重金打造“断代优势”的武器装备，极力发展隐身战斗机、无人作战兵器、导弹防御系统等等。俄罗斯的大国思想、横跨亚欧、重战尚武等民族特性，深刻地影响其武器装备的发展，打造了自成体系、重视威慑、灵活务实的完备武器装备体系。我军国防科技创新也应秉承“制器尚象”思想，注重武器装备发展的本土化与实效性，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形成民族特有的武器装备文化风格，让冰冷的武器装备坚硬躯体中流淌着文化的血液。

    总之，国防科技创新必须坚持道器并重，我们这里所言的“道”，不是传统文化中玄妙的悟道，而是侧指科学的理论规律、前瞻的战略思维。我们这里所言的“器”，也不是日常语言中简单的物体，而是侧指战争的器物、作战的技术。国防科技创新要注重以道驭器，超越实用理性，谋求以器兴道，秉承“制器尚象”。在武器装备与本土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在科学原理与技术开发之间找到链接点，在战略研究与装备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为此，就要锻造遴选一批懂科学、懂技术、同时也懂哲学、懂政治的人才队伍。这支队伍要深谙传统文化的精髓，善于在装备发展与民族文化之间架设桥梁。要熟悉基础科学的前沿问题，善于根据基础科学的动向和趋势提出国防科技创新的新方向、新需求。要坚持文化与装备交融，战略与技术并行，软硬兼施，道器并重。决不能在道器二极之间震荡，而要保持必要的张力。

    （“柯大文”系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