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贫寒,18岁时凭借过人才艺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开启了从军从艺的人生之旅;他,勤奋高产,创作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妈妈的吻》《小螺号》等至今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他,热心音乐教育事业,古稀之年还创办网上音乐学院……本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著名词曲作家付林。
一支竹笛敲开军艺大门
1946年1月,我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县。小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改嫁,我随了继父的姓。继父是位老实巴交的渔民,每年夏天都会到乌苏里江打鱼,挣回辛苦钱贴补家用。因为家庭变故,我寡言少语,和继父一年也说不上几句话。不过,继父知道我喜欢听音乐,有一次外出卖鱼回来送了我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台旧收音机。音乐大门从此渐渐向我打开。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和钢琴、小提琴固然是没有缘分的,我就花几毛钱买了一支竹笛开始自学。因为家里房子小、人口多,家人受不了我吹笛,所以即使在冬天我也只能去外面练。现在想来,当时我对音乐真是很痴迷的。
上高中时,我从打鼓起步先加入民乐队,后来又组织了一个小西洋乐队,当我组织几个同学用小提琴演奏了《花儿与少年》和《新疆之春》后,收获了很多掌声和鼓励,从此,我越来越喜欢音乐了。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一门心思地想考音乐学院。那时候,我老家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大学生叫严铁明,他在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读书,每到寒暑假就回到家乡富锦县。我们两家只隔着一条街,于是我就经常跑到他家门口偷听他吹笛。后来经人引荐,他成了教我笛子演奏的启蒙老师。
1964年,高中毕业的我来到哈尔滨准备报考沈阳音乐学院,恰巧当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在东北三省招生。“上学不收学费,穿军装有补贴,还能去北京”,这对家境贫寒的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在考场上,严铁明用笙伴奏,我用竹笛演奏了《欢乐歌》《五梆子》两首曲子。军艺的老师过了两天就给我回话了:“别的地方不要考了,你被录取了!”就这样,18岁的我踏进了军艺的大门。
军旅生涯是我的艺术源泉
1964年,对我个人来说是划时代的一年,是我从军从艺的起点。那个年代的文艺兵,首先是当兵,其次才是搞文艺,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跑操,接受军事训练,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
军艺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政文工团。当时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为基层战士服务,到第一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演出。我们一年至少有几个月时间待在基层部队。记得有一次,去海南五指山的鹦哥岭,我们用了四个小时爬到山顶。山顶上就一个班,几名战士组成的一个雷达观通站。山顶条件很差,常年不见太阳,战士们的被子永远都是湿漉漉的。见到这样的境况,我紧紧地拉着战士们的手不肯放开,才感觉到什么叫“和战士们在一起”。光隔岸喊话,说怎样深入基层都没啥用,你得真正到最基层去,和战士们在一起。
类似这些经历,对我的创作来说无比重要,这是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积累。部队生活让我有了更深刻更自觉的意识和态度——战士们需要什么,我就创作什么。
音乐要传递真情和力量
我们当年创作歌曲怕用真名,不主张个人出名。大家觉得与戍边守国的战士们相比,这完全是自己应该做的,不能太看重名利。当年与我合作的歌唱家卞小贞,我们是同学,我经常叮嘱她,如果别人问是谁写的歌,不要说我的名字,就说是“战士”写的。直到1983年,我出第一盘磁带,上面才署名“付林”。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朱德委员长去世,后来毛泽东主席又去世,极度悲痛之余,我爆发出强烈的创作冲动,挥泪作词。我与作曲家王锡仁合作,在防震棚里创作出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歌由卞小贞演唱,传遍了祖国大地。
这首歌的走红让我对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做音乐一定要用心用情。从此,我在家潜心创作,陆续发表了很多作品,名气逐渐提升。但对我而言,生活和创作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音乐人,从来没想过要把创作当成商业行为。我始终觉得,我们有责任通过歌声传递文化的力量,不能为了利益而吹捧那些不知所以然的歌曲。说到底,好音乐要经得住岁月的淘洗。
欠妈妈一个吻太久太久
1980年,我受当时港台流行歌曲的启发,为年仅13岁的歌手程琳一连写了14首歌曲,这些歌曲中,就数《小螺号》的名声最响亮。这首歌的词曲和编配都由我一人承担。那时,我天天骑着自行车驮着程琳往录音棚赶,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后,程琳在首都钢铁公司礼堂唱响了《小螺号》,“小螺号嘀嘀嘀吹,浪花听了笑微微”,全场掌声雷动。
后来,我又创作了《妈妈的吻》。“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质朴亲切的歌词表达了乡村母子间的真挚情感。这首歌后来经过谷建芬老师谱曲,传唱至今。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红得发黑的摇车。我印象最深的是,摇车不摇的时候苍蝇会飞过来,母亲过来一摇,就把苍蝇赶走了。我们家兄弟姊妹很多,可每当腊月十五,母亲都记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她会把5分钱塞进我的掌心,让我出去买个白面馍——那可是当时的“蛋糕”啊!直到2013年母亲去世时,我才发现,其实我欠妈妈一个吻,而且欠得太久太久!
愿“互联网+”让音乐教育阳光普照
除了音乐创作,我还把很多的精力放到了音乐教育上。我的音乐教育可以追溯到1980年,开始我只是带学生,到1988年我办了一个明星班,成立了海政文工团电声乐团、海政文工团青年歌手培训中心。那时候,我们的学生交50块钱学费,有的学生家里困难不交钱也可以来学习。就这样,我们一共办了七期培训班。我不是唱歌的,不能具体帮学生练声,但我搞了一套说话式流行唱法,有了这套唱法体系以后,这七期培训班逐渐培养出了不少歌手,包括后来演唱《小苹果》的“筷子兄弟”王太利等。
坦率地说,现在的音乐培训机构鱼龙混杂,一堂音乐课动辄就要一两千块钱。如今,撞上了“互联网+”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希望借助互联网的平台,让自己在古稀之年华丽转身,做好音乐教育的事业。于是,2014年我开办了一个网络音乐学院,设计了一个“慕课”,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