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知识女性的“新妇女观”

    近日读了夏晓虹教授的新作《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增订本），生出一些姊妹同道的感触。说起中国人的“妇女观”，近代以前两千年间，一直是以纲常礼教、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为主调，“男女平等”的新妇女观则是伴随近代女性解放运动才开始提倡流行的，而这一新旧的转换，始自晚清时期。一般史书所记“女性解放”的先声，往往标举晚清维新及新政时期一些“大男人”的倡说，如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等，而很少听到女性的声音。因而有人说，这是“男人的女性解放运动”，或是“男人代言”的女性解放运动。

    20年前夏晓虹教授这本书首版时，书中列举的“晚清文人妇女观”的代表者也仅是两个“大男人”：一位是著名翻译家林纾，一位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许是由于本书作者身为女性，对这种只讲“男性的妇女观”而没有女性声音有着本能的不满意，因此称之为“半成品”。这部“半成品”留给我们的疑问就是：在女性解放运动初兴、新妇女观形成之际，“女性解放”的主体——女性自身，真是无声的一群么？

    手里这部新出的增订本给了我们新的答案，作者从历史尘埃的淹埋中，梳理挖掘出几位晚清知识女性，在女性解放运动初兴的舞台上率先发声，而且唱出不同于男声的女性心声，堪称“新妇女观”主旋律中一支独具音色的女高音！

一

    “男女平等”是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由男性率先提出的口号。甲午战争刺激下维新思潮兴起，一批维新志士、新潮男儿从“变法求强”目标出发，提出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兴女学、废缠足、女性就业等观念。他们的主流言说逻辑是：占人口半数的女性一直是靠男人养活而只消耗财富的“食利之民”，要把她们转变为与男子一样创造财富的“生利之民”。这种男性视角的解放女性、男女平等的思路，固然很有从“国家富强”大局着眼的宏大目标，但若从女性角度来看，总有点被解放、被主宰、被需要、被平等的意味，而且缺少对女性本身命运、感受、利益、权力的眷顾。尽管如此，这些男性率先喊出“解放女性”的先声，毕竟为女性解放开启了一扇大门。此后女学、女报继之而起，沐浴新潮、接受新知的女子渐次成长，并很快登上社会舞台，开始行动，开始发声。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一书揭出的“女权”第一声，出自一位如今已少有人知的上海女子吴孟班。1901年4月，上海一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年方十八九岁的吴孟班，写就一篇《拟上海女学会说》在《中外日报》刊出，并致信该报主编、维新人士汪康年。她认为身为女性“有改革之责，发言之权”。她指出：“中国之积弱由于女权之放失，女权之放失由于女学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耻之！”她倡兴的“女学”，与当时男性“女学”论不同的是，不只是为了“强国”，还为了争取“女权”。她宣称：“女学者，全国文明之母；女权者，万权之元素。”所以她要站出来倡导这一“中国四千年以来开辟之举”！

    在这篇论说中，满篇跳跃着“女权”二字，在当时可是个颇为显眼的新名词。据本书作者考证，虽然“男女平等”之说自维新时期已广为流传，但“女权”一词，却是到1900年6月《清议报》上刊出日本人所写《论女权之渐盛》一文，始为国人所知。而仅仅不到一年，吴孟班文中即已标举“女权”为关键词，且处处以“女权”自期自许，满篇洋溢着“女权”意识，故本书作者判其为“女权本土化”的先声。如本书作者所言，被历史淹没的小女子吴孟班，实为从维新时期女性被解放意味的“男女平等”，到20世纪初首倡“女权”、自主解放这一妇女观转折链条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自吴孟班首倡“女权”之后，“男女平权”之说开始流行开来。1904年，天津女子吕碧城继续唱说“女权”，成为北方女界提倡“女权”的先声。这位出身书香仕宦之家但不愿受家庭压抑束缚的女子，刚过20岁便走出家庭寻求自立。她在《大公报》上发表诗文，提倡女学和女权。她倡办女学的目标，不只是使女子“助国家之公益”，还在于“激发个人之权利”。她呼吁女子要自我解放、独立自主：“须我女子痛除旧习，各自维新，人人有独立之思想，人人有自主之魄力。”她的呼声震动社会，遂在新派官绅协助下创办了北洋女子公学，她自任总教习，成为北方女界领袖和著名女教育家。

二

    秋瑾的大名今人皆知。《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为我们展示了这位“女杰”是怎样由“家庭革命”走向“社会革命”的历程。她婚姻不谐，痛感旧家庭制度下女性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遂立志“欲以一身挽回数千年之积习，使吾国二万万女子脱此沉痛，以达其自由之目的。”为达此志向，她倡兴女学，并先行“家庭革命”，以中年之妇而离家弃夫、放下一双小儿女，单身赴日求学。面对外敌环伺、亡国灭种的危局，她鄙视软弱无能、苟且偷生的一众男子，她自号“鉴湖女侠”“汉侠女儿”“竞雄”，宣称“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起而与男子并肩革命、策动起义，直至慷慨就义，谱写了一曲傲视群雄、名彪史册的现代“女侠”之歌。

    比秋瑾稍后到日本留学的女子何震，创立“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宣传鼓动“女界革命”。她主张“天赋之权，男女所同。”要“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她高张“实行男女绝对平等”的旗帜，她批判男女不平权的“妻从夫姓”习俗，并率先实行父姓加母姓的“双姓”，直至“废姓”，引时人注目。虽其言论或有偏激，其主张也引起争议，但她从制度设计和社会理想上推进“女界革命”的探索，正如本书作者所赞，具有“思想深度与理想光辉”。

    《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举出的几位最先发声倡导女权的晚清知识女性，其言其行震动当时男权当道的社会，或被称为“奇女子”，或被誉为“女豪杰”，她们高亢的“女权”第一声，穿越百年，余响至今，而今日女性也莫不受其泽惠。一般所称近代“文人”，多指男性，说到女性时则往往用“女作家”“女诗人”“知识女性”等“差别性”称谓。本书则将女性也纳入“文人”名下，也算是“男女平权”的历史回声吧。

作者自述：夏晓虹

    《晚清文人妇女观》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历时最久的一部著作，此书对我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记忆仍清晰如昨日：1994年7月下旬，其时尚任职于《北京日报》的孙郁君向我约稿，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转年9月初将在北京召开，他有意主编一套“女性文化书系”，邀我加盟。1995年春季的研究生选修课，我报的题目就是“近代文人妇女观”。由此催生出本书的前两章——“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与“晚清妇女思想中的新因素”。在课程的进行与孙郁的催促声中，到5月7日，书稿好歹凑出了四章，字数约莫有了十五万出头，便急忙交稿。而我的抱愧更在于，送出的书稿只是半成品，个案研究仅得两家，且均为男性，显得零落而不成阵势。

    而以此书为开端，我在近代女性研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且兴致日高。2004年印行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以及近日出版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便都是这本半成品的嗣响。而歉疚之情与补阙之愿也一直不曾远去。利用各种约稿与会议的机会，我先后完成了关于秋瑾、何震、吴孟班、金天翮与吕碧城各文。至于其他两章又是另一种情形。限于篇幅与论题，文笔不免局促，观照点也相对单一。因此，现在这部增订本尽管比最初版本添加了五章又一节（第一章第五节“婚姻自由”为新增），却仍然留下了遗憾。

    其实，“晚清文人妇女观”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个案的选择可以不断增加。本次的增补重点是在女性人物上着力。不过，初编计划内的康有为仍然未能现身，即使一直有意纳入的梁启超也失于机缘，无由在列。而种种不完满，又给予笔者新的希望与动力，一如初版《晚清文人妇女观》的缺憾，反而激发了此研究课题的日渐深入与扩大。

    （李长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