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与《新闻报》：谁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是学界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如“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就如此表述：“1921年11月21日，北岩爵士参观上海《申报》报馆时，曾称《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鼓励该报向西方学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67页）但笔者仔细查考相关记载，发现北岩并没有类似表述，这一说法或为对其言论的误读。

    1916年至1918年，《申报》斥重金建成一栋有100多间房屋的五层报馆大楼，内设照相铜锌版部、排字房、浇字房，藏书室、会议室、会客室、大餐厅、浴室、修容室、卧室等，除了楼梯、电梯外，还有直达地下室的运载货物的升降机。“上海报馆之自建馆屋，亦以申报为始。”1921年，北岩爵士参观《申报》大楼后，发表观感：“贵国之报界，竟有用最新之组织设备如贵馆者也。鄙意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报馆采集各种真确之新闻贡献于世界，其价值与功用，实远过于外交。”（《申报》1921年11月22日第四张《北岩爵士昨日在沪之盛况》，上海书店2008年影印版，第496页）北岩之意，不难理解，除对《申报》提供“真确”新闻的价值与功用进行肯定外，更多的是对在中国能有《申报》这样现代化的报馆规模和完备的设备表示赞叹。

    同年12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兼世界报业大会会长威廉博士访问《申报》馆后也说过：“贵馆一切设备皆甚壮观而有精神，引起一种对于报界之荣光……此次游历各国虽多佳处，但报馆能如贵馆者实不多觏。”（引自谢介子《世界报界名人来华者之言论专辑及予之感想》，《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申报馆50周年纪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53页）

    可见，《申报》作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数一数二的大报，具有很大影响力。但由此而被贴上“中国的《泰晤士报》”的标签，似显牵强。

    在北岩访沪之行后的1922和1923年，《申报》与《新闻报》先后举办了创办50周年、30周年纪念活动。《申报》编辑成册的《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纪念文集中，没有人在文章中有《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的提法。而《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册中，多处提及《新闻报》为“中国的《泰晤士报》”。如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称《新闻报》为“今日海内第一之大报”，汪汉溪为“东方泰晤士之主人”。《新闻报三十年纪念辞》也称赞《新闻报》：“彼时已久与申报相颉颃。而建筑外国报馆式之屋宇，购置最新卷筒式之机器，为中国报馆先者，均已备具矣。入民国后，任事者均一时名宿，报纸行销之广，营业收入之丰，数年以来，遂为全国冠，已成为中国之泰晤士矣”。在北岩访沪后一两年的时间里，时人纷纷把“中国的《泰晤士报》”称呼给了《新闻报》，是值得关注的。

    在20世纪上半叶，打着“中国的《泰晤士报》”名号的报纸如《字林西报》《时报》等，多只是《泰晤士报》情结的一种体现。事实上，在办报理念、内容编辑、报纸性质、风格等方面与《泰晤士报》相去甚远。而“中国的《泰晤士报》”之争更多聚焦于《申报》和《新闻报》之上。

    20世纪20年代，《新闻报》“声誉和《申报》不相上下，物质的设备也并驾齐驱”（世芬：《新闻报》，《中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人们经常会脱口而出“申新两报”或“新申两报”。

    从发行量来看，1890年之前中国销量最多的报纸为《申报》，1900年之后《新闻报》“销数一直凌驾于《申报》之上，成为旧中国发行量最广的大型报纸”（徐铸成：《报海旧闻》（修订版），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8页）。如1920年，《新闻报》5.0788万份，《申报》3万份，1921年，《新闻报》5.9349万份，《申报》4.5万份（姚福申：《解放前〈新闻报〉经营策略研究》，《新闻大学》1994年第1期）。

    从传播内容看，在20世纪20年代初，《新闻报》属于大众化报纸，而《申报》更多以“质报”面目示人。《新闻报》创办初期曾注重政治，“尽力于时局有益于社会之事”，但因为办报困难，为赶超《申报》并和后起之秀《时报》竞争，汪汉溪以商界人士、店员和中下层市民作为主要读者对象和报纸的社会基础。为此减少报纸的政治内容，减少评论，增强报道，增加经济内容等。如1921年4月15日开辟经济新闻专栏，聘请著名经济学家徐沧水主持经济新闻。文字力求浅显通俗，可读性强，侧重于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尽量方便商业与娱乐资讯的获取。“该报在社论方面十分慎重而近保守，在新闻方面则力求公正而翔实。……仅仅是营利主义。”（世芬《新闻报》，《中外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84页）《新闻报》设有体育新闻栏目，副刊快活林注重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由于《新闻报》广告版面的比例很大，有时新闻倒成了边角余料的点缀，因此人称“广告报”。

    《申报》则是以政治新闻为主的严肃报纸。史量才主持《申报》22年，他认为“独立之报纸乃人类幸福之所赖”，力图把《申报》办成世界性的报纸。1921年12月，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再看《泰晤士报》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基本上以严肃负责的“质报”著称于世。《泰晤士报》也有过探索大众报时期，就是北岩时期。1908年，北岩爵士买下难以为继的《泰晤士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方针，主张文章写得短一些、有力一些，其社论也一改往日沉闷保守的风格，变得轻松幽默。北岩曾有一句名言：“凶杀、性、丑闻俨然已经成为了英国大众传播的每日主菜。”他坚信“反常的事物就是新闻”，提出“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将犯罪故事作为报纸的主要卖点，刊登社会犯罪新闻等内容，在报纸中增加刺激性和趣味性的元素，使其更适应读者的口味，甚至为了吸引读者而采用低俗化的手段。为提高报纸销量，北岩还把报纸价格减为一便士。这些革新使得《泰晤士报》的销量在一战期间一跃升为31.8万份，创该报创刊以来的最高纪录。虽然北岩时期是《泰晤士报》的第二次巅峰时期，但改造后的《泰晤士报》已沦为大众化报纸，标志着其“质报”时代和严肃负责传统的暂时终结。从这一阶段两张报纸的风格特点讲，北岩似乎也不会将《申报》比作“中国的《泰晤士报》”。

    （作者单位：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