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风帐

    很多年以后，在和文友闲聊童年时，如春忆起哑巴东，总会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回望着遥远的生命历程，在心底里惊问——难道是它垫起了自己自信和悲悯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她执着于写作，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吗？

 

    平日里，因为爹娘晚上睡得早，如春都是在白天给他们打电话。爹在村东头的水泥预制厂当门卫，娘也就随着爹吃住在那两间四面是玻璃窗的小屋里。娘白天要回村里的家中喂鸡喂狗，去菜园田里去要应酬人情往来的亲戚邻居家，电话大都由少言寡语的爹接。爹接了电话最多就是说你娘出去了，等她回来你再打。不管如春怎么努力地想和爹把话扯开，爹也只是“嗯嗯”地应着。爹的“嗯嗯”声，既不是应付也算不得回应，苍老干哑又夹杂着唯诺的诚恳，像忠诚的老兵用不太灵光的耳朵听首长训导。几个“嗯嗯”传来，如春就会想起小时候和爹种玉米的情景，她在爹事先刨出的小坑里撒下种子，爹在后面仔细认真地拢土掩埋。如春觉得那些“嗯”，就像泥土，一把把地盖住她说话的欲望。与那些总能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的玉米种子不同，她那些被盖住的话头不酝酿也不生发，只像刚刚点燃的烟，被烦琐的日常瞬间掐灭，只有等到母亲接电话时，才被重新点燃。

 

    这晚，如春因为过度兴奋拨了电话。当初她收到邀约，以为只是几个阅读过她作品的研究生跟她探讨，没做丝毫的准备。等发现有近百号人在等她讲座时，脑子里一阵空白，勉强牵出个词，扯开来，竟圆满地渡过了两个小时，在热烈的掌声里她就按捺不住地要感谢母亲所遗传给她的天赋。出乎意料，母亲的声音是醒着的清晰，还不时地挑拣了她的话进行重复，声音快乐满足得有表演感。她意识到母亲有观众，父亲之外的。就问，这么晚了，谁在家里？母亲笑着说，你于大爷。

 

    于大爷？哪来的？

 

    东山那边的。话音刚落，就听见电话里苍老的告别声，父亲在喊，等等，路滑，我拿手电送你。

 

    东山？那么远，怎么认识的？

 

    哎，83了，寒冬腊月还在外要饭，可怜煞人。

 

    如春姐弟四个，人生之初记忆最深的每件事都是父母捡回家的人。他们给这些人一个统称——要饭的。要饭的，用自身肉体或精神上的残疾，在如春姐弟幼年贫穷而平淡的生活里、在对一切陌生的人和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恐惧的童年里，刻下深深的印痕。

 

    如春记忆最早的，大家唤他哑巴东。村里的孩子见了他就用石头和土坷垃扔他。哑巴东大多时候都佝偻着腰，低着头，乌黑的手拄着根粗糙的棍子默默地承受。偶尔会大张着嘴，瞪着眼，挥舞着双手，凶神恶煞地乱叫一阵。这一阵，是孩子们最渴望最雀跃的。如春大约只有四五岁，不敢近前，只远远地跟着看热闹。父亲将哑巴东领回家的时候，如春已在梦里。次日早晨在隔壁的动静里醒来，母亲用脚踹父亲，让他起来看看。父亲说，昨晚回来时用手灯照见哑巴东蜷缩在宋老六家门口，怕他冻死，就领回来了。母亲问，你没给他多抱些柴火？父亲说，撕了两抱豆叶放灶肚口了。那时，如春一家也睡在豆叶上，确切地说，睡在豆叶上面的席子上。知道让全村的孩子们追逐的哑巴东竟然住在自己家里，如春的小心脏怦怦地跳起来。哑巴东总是在他们一家起床前离开，入睡后回来。再在街上遇见哑巴东，如春小小的心脏隔老远就狂跳起来，怀着一种小孩子说不清的恐惧和亲切，甚或还有骄傲。毕竟，大家都知道哑巴东住在她家里。

 

    这天，有人拿树枝子抽打得哑巴东开始发作时，她在外围略高的地方，憋红了脸用柔弱尖厉的声音喊——别打他！成群的孩子竟然停了手里的动作。那一刻，世界突然地安静。静得只有她的小心脏在咚咚地擂响。孩子们愣愣地看了看如春，丢了手里的东西，散去。只剩如春和哑巴东隔了一间屋的距离。如春瞬间被恐惧笼罩——没有了那些大孩子的阻隔，哑巴东会不会扑上来？她的腿吓软了，粘在一起，分不开抬不起，只绝望地意识到哑巴东会把她撕了吃掉。哑巴东看了看她，佝偻着转了身踉跄而去。如春惊讶地发现，哑巴东肮脏的脸上淌着明晃晃的眼泪。如春瘫在地上劫后余生地哭出声来。从此以后，只要她跟着，那些孩子们就不再打他，他们也只是像她一样跟着。有时，有人用树条子戳他，边戳边用眼看如春。如春就会说，别打他。没打他，就戳戳。别戳疼他。如春的话硬邦邦，有种超越年龄的威严。这样的时候，如春心里有着巨大的满足和骄傲。大得她小小的身体里容不下，总是红红火火地窜出来，把头烧得通红，尤其是耳朵，两片深秋的小柿子叶一样。

 

    很多年以后，在和文友闲聊童年时，如春忆起哑巴东，总会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回望着遥远的生命历程，在心底里惊问——难道是它垫起了自己自信和悲悯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她执着于写作，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吗？

 

    学有所成的如春和妹妹，尤其是大妹如夏学了医，二妹如秋学了法律以后，都时不时地提醒父母不要再往家里领要饭的。可以给钱，给吃的穿的，但不能往家里领，更不能让他们用家里的盘碗筷子。

 

    一劝再劝，到底还是改不掉的领。母亲说，大寒那天，再冷不过，你们不是老嘱咐我和你爹生炉子要在窗子上留缝么，就那点热乎气把你于大爷引过来了，说原来在一家菜园的迎风帐子那里，冷得实在受不了，拖拉到这里。早晨你爹出来看见，还以为谁搭了条破麻袋在窗台上。人都冻昏了，你爹喂了两碗热粥才清醒过来。可怜人啊，80多了，他那儿子也够狠心的。

 

    啊？！他有儿？

 

    小点声，你于大爷不想让人知道。

 

    这样的儿子就该告他去！

 

    自古只有狠心的子女哪有狠心的爹娘。你不知道他多夸奖你们姐仨，虽没见过，一听你们来电话，脸上就乐出花来，一看就是从本心里欢喜。

 

    欢喜啥，无非就觉得住咱家里得态度好点罢了。

 

    我都活70年了，再连这点事判断不清楚。刚才你说给大学生讲课，他就朝着我和你爹竖大拇指。我也是故意重复给他听，让他跟着高兴高兴。你们姐仨的事，一点点，他都记好几天，吃了晚饭坐那里闲扯，扯着扯着就说到你们身上，你给大学生讲课这事又够他扯几天呢。

 

    啊？！还跟你们一块吃饭？

 

    就吃早晚两顿，多加碗水的事。母亲清下嗓子说，我和你爹，两口人的饭不好做，做着做着就多了，吃不了就光吃剩的，添上你于大爷，基本不剩饭。放心吧，你于大爷不是那没良心的人，早晨吃了饭就出去，要一天，专门把那新鲜的，纯麦子的煎饼，留着回来给我和你爹吃。80多的人了，拖拉拖拉的，一天走不了一个庄。

 

    啊？！你们竟然吃他要的饭？！如春心里泛起说不出的滋味。多不卫生呀！我和妹妹每月给你们的钱足够花的呀！

 

    都是粮食做的，有啥不卫生的？这样，你于大爷在咱家吃住心里会坦然些。这点事，给大学生讲课的人还明白不了？！

 

    如春听母亲动了气，就软了口吻说，我明白，就是担心他不洗手，给他煎饼的人也不洗手。

 

    你还不是你爹娘当年不洗手喂大的么，你人长大了，咋还长出这么些事儿来。

 

    如春让步说，最起码给他专门弄套碗筷。

 

    母亲强硬地说，不听你们的，听你们的，过年都得过差了。说得轻巧，一个桌子坐着，我和你爹盘盘碗碗地，让人家孤零零单用着？下眼子看人是最让人难受的。

 

    如春当晚就和如夏如秋通了电话。姐仨都知道母亲的执拗，知道父亲对母亲的言听计从，斟酌再斟酌，让离家最近的如春先回去探看。次日，如春到商店给父母买了过年的新衣，思虑再三，捡着特价的羽绒服买了一件。300公里的路，如春独自开车回到家时已是晚上八点了。于大爷，长脸，一只眼，单眼皮，蜡黄干瘦的面皮，在父母起身招呼她的瞬间，已笑得如衰败得即将凋零的丝线菊摇颤，目光热热的，混混的，但烈烈地黏在如春的脸上——这就是大闺女呀，哎哟，大闺女回来了！母亲边责怪如春走夜路，边张罗着要给如春弄吃的。如春赶紧阻止说要去如冬家吃。如春对送出门的母亲说，大兜子里有给你和爹买的衣服，里面有个单包的，是给于大爷的。母亲说，人就该这样，雪中送炭强于锦上添花。我一会儿回家给你铺床去。如春想我怎么可能和个老要饭的住一屋檐下呢，话到嘴边改成谎言——家里太冷，同学在县城给安排了宾馆。

 

    弟弟如冬家在水泥预制厂西边不远的地方，还没等如春坐下，弟媳张腊梅就冷笑着说，看见那要饭的老独眼儿了？八辈子没见过人似的，捡个老要饭的当宝，快供奉成祖宗了，等着当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呢！即使对父母收留于老头有一万个不同意，如春也没法附和张腊梅对父母的亵渎，怒火腾地从胸腔里窜出，烧得脸通红。这个瞬间，如春记起，自己四五岁时通红着脸朝围攻哑巴东的孩子们喊话的情景。而今，年龄翻了十倍的她，通红着脸却喊不出对父母的维护。就在这时，如冬朝着张腊梅吼——你会放屁吗？！张腊梅梗着脖子，不屑地冷笑道，我不会放，你出去听听村里人咋放的！两个人鼓着脖子上的青筋，进入了揪打前的愤怒。如春懒得看，出来开车到县城找了家宾馆，次日在床上熬到正午，确保于老头不在时才回家，试探着问，于大爷打算在咱家过年？寡言的父亲反问说，不在咱家，他能去哪？

 

    如夏如秋自然都来电话询问情况。如春干脆把座机和手机按了免提，三个人一起合计。

 

    正月初四下午，如春姐妹仨前后脚地回到了水泥预制厂的门卫房里。娘在床上打盹，爹在看电视。急脾气的如秋最后一个进了门，四下瞅瞅说，全了，趁老头不在，赶紧开会。爹娘都愣愣地问，开啥会？如秋说，批斗会。母亲已经明白了大概，坐起身拢着头发说，批斗会我和你爹开过，我怀你那年，生产队里要批斗你爹，三四个人架着他“开飞机”，怀疑生产队里丢的麦子是被最穷的人家偷了。咱家最穷，你爹就成了冤大头。我挺着大肚子，抱着如夏，领着如春，冲上台去，我说批斗，有错才批，谁要是在我家里翻出一捧麦子来，我一家站在这里让你们批个够。几百号人，大眼瞪小眼，没一个敢放屁的。你们出息得能给你爹娘开批斗会了，来说说我和你爹到底错哪里？！如春赶紧圆场说，你和爹都没错，就是担心你们的健康。要不是觉得这事严重，我们能一起大老远地跑回家来吗？约在今天，也是觉得明天就走年了，大家心里都好接受一点。

 

    怎么个严重法？母亲不服气地问。

 

    如夏看眼如秋说，律师先说。

 

    律师气哼哼地说，行好要看对象，比如孙芳雨谁的，年轻点的，起码不会在咱家睡着睡着就过去了。

 

    孙芳雨并不要饭，他只是游逛着，捡东西吃。因为孙芳雨只吃捡到的东西，当年在路边开小卖店的父母常常在他走近时，把饭菜装在塑料袋子里，扔到水果摊旁边干涸的沟渠里，有时也会把有烂疤的水果扔下去。暑假的一天中午，如春远远地看见孙芳雨支棱着巨大的头颅走来。母亲说，好多天没看见孙芳雨了，这么热的天，他还顶着个“筐头子”，得捂出毛病来。母亲说着起身找剪刀。如春紧张起来——一个癫汉，要是发作了，剪刀就成了凶器。母亲说，癫汉也知好歹，他从不占人便宜，在沟里发现了没烂的水果，都给我捡起来放台阶上。真的？如春好奇，就捡了又红又大的桃和有烂疤的一块扔下去。不一会儿，孙芳雨从沟底游逛过来，捡起两个桃子瞅了瞅，果真就把好的那个放在沟沿上，吃起烂的来。母亲说，孙芳雨你爬上来，到阴凉地里，我给你剪剪头发。孙芳雨不理。如春拽拽母亲的汗衫说，好了，好了，人家不同意。看孙芳雨没有上来的打算，母亲蹲到沟沿上说，你站这里也行，别动，我给你剪。孙芳雨面无表情地站着。那硬韧如厚牛皮的“筐头子”，让母亲和那把老剪刀都倍感吃力。如春只得寻了把碳夹子，伸着胳膊，屏着气，帮母亲拓展下剪子的空隙。等把“筐头子”剪掉，母亲抓了把洗衣粉撒到孙芳雨的头上，用一桶晒热的水，浇着给孙芳雨洗头。孙芳雨静静地站着，偶尔地伴着母亲揉搓的动作晃动一下。黑黑的水，流下来，孙芳雨的头和脸逐渐露出了本来的颜色。路过的人发现母亲竟然敢给孙芳雨理发，就在水果摊的遮棚下站住，饶有趣味地看。

 

    暑假结束后，如春外出求学，父亲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夜晚，父亲原来睡在水果摊上看护的重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如春的心日夜提着，生怕母亲遇着坏人。一天电话里母亲安慰她说，放心吧，我现在是有卫兵的人。细问，才知孙芳雨在理发的那个夜晚，就开始蜷缩在水果摊的遮棚下睡觉。母亲说，前天夜里十点，两个骑摩托的小青年拿了张百元大票买一盒两块钱的烟，我捏着钱感觉不是真的，就说钱找不开，不卖。他们就隔着摊子抢夺母亲盛钱的木盒子。就在这时，蜷缩在两只水果筐之间的孙芳雨醒了，走过去死死地盯着那俩人，吓得他们老鼠似的溜了。

 

    律师接着说，就说一点吧——亲儿容不下亲生父亲，什么素质的人？！他又是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年龄，若一觉睡过去，咱就被赖上。打官司，不要紧，你闺女是律师，咱不怕，可咱说没害人家不管用，法律讲证据，法医得把他切扒了检查，开膛破肚，留不了全尸。

 

    母亲听到这里，坐直身子，深吸了口气，父亲也停了抽烟的动作，两个人惶惶地对看了一眼。

 

    律师用下巴指指如夏说，轮到医生了。如夏已经看出爹娘的软肋，趁热打铁说，如秋说得一点儿不假，我好几个同学干法医，就是得把人切扒开，把内脏取出来搞各种检验。

 

    母亲和父亲的背几乎一起松塌下来。如春说，大过年的少说些瘆人的。如夏说，那说说和咱全家健康息息相关的吧——肝炎，不管是乙肝丙肝戊肝，要是得了，就三部曲，肝硬化，肝腹水，死。肝炎病毒，不是你用餐洗净多洗两遍，用开水烫烫就能去掉杀灭的，放滚水里煮，还得煮两个半小时。我一听我姐说老头儿干瘦蜡黄，我就吓得让大家都别带孩子老公回来。

 

    母亲叹口气，直直身子妥协了，她看着父亲说，等春暖花开，不冷了。父亲说，行。

 

    如夏说，就明天，多一天就多一天传染的危险。

 

    母亲说，就是传染，也早传了。几十年了，这种事多了去了，不也没事么。

 

    如夏说，过去没传染不等于明天不传染，细菌和病毒随时会在人抵抗力弱的时候侵入。

 

    如春说，你和爹要是觉得张不开嘴，我们和他说。

 

    母亲说，不用，你们小辈出面，他脸面上更难为。我找合适的时间说。我做饭去。

 

    如夏说，别做我们姐仨的，我们不可能和那么脏的人一起吃。

 

    母亲白了眼如夏说，不吃没关系，但不能嫌你于大爷脏。你半岁时在沂水中心医院做手术，我和你爹一共从生产队借出来37块钱，交上手术费就剩两块七毛钱，要留着买车票不敢花，我和你爹就全医院要着吃，看谁家有长毛长得厉害的煎饼。那时候，毛煎饼也没人舍得扔，拿回家还能喂猪狗。要不是沂水你吴世佩叔和他家的奶奶每天匀一碗米汤给我，我早就没奶喂活你了。一年腊月，滴水成冰，如冬肚子突然疼得打滚，去县里住院，我和你爹急得忘了给你们留钥匙，天快明了才想起，要不是后街那个癫老奶奶用大襟袄兜着你姐仨揽在怀里，你们能到今天？那时候，你们咋不嫌她脏？！

 

    娘发完脾气，和爹去了院子里的简易厨房，如春催着妹妹赶紧走。还没出屋，于老头就回来了。姐仨愣在那里。他认出了如春，脸上瞬间开出即将凋零的丝线菊——大闺女回来了！这是二闺女和三闺女啦！衰黄的菊花欢快地颤摇。如秋说，我是律师，可以帮你起诉你儿子。他一下阴了脸，木木地跟出来说，在家吃吧，我今天要到了好几个红小豆的豆包子。她们逃一样坐进如春的车里。

 

    让如春姐仨意外的是，次日当她们从县城回家时，难题已经解决了。母亲在抹眼泪，父亲在沉默地抽烟。母亲问，昨天你们说啥了？你于大爷怎么就悄没声地走了呢？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如春给他买的羽绒服板板正正地放在被子上。

 

    上苍垂爱，虚惊一场，父母的化验结果一切正常。她们把所有的碗盘筷子放进大锅里煮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放心返程。她们确信，经过这一番折腾，爹娘再也不会捡要饭的回家了。

 

    安全抵达，如春给爹娘打电话报平安。电话是水泥预制厂老板的老婆接的。她说，住你们家那老头儿，从你们家走后，在胡家街一个菜园的迎风帐后冻挺了，不知死活，你娘和你爹上医院看去了。

 

    东紫 女，山东莒县浮来山人，药剂师，山东省签约作家。创作长篇《好日子就要来了》及中短篇小说、散文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泰山文艺奖等奖项。有论者评价其小说“笔力锐利，常刺入人性中薄弱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