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域的身份定位

    什么是中产阶级？是经济学家们以收入为指标来定义，以社会收入分配形态和水平划分出的社会分层状况？还是依据职业分类来划分和定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又或者以亨廷顿、李普塞特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家们所探讨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价值与政治转型之间关系的问题？（《中产阶级史》，劳伦斯·詹姆斯著，李春玲、杨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前言第1页）英国学者劳伦斯·詹姆斯的《中产阶级史》并非上述任何一个理论的实证阐释。虽然他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文化分析，即通过消费行为、生活方式、文化品位、休闲生活来分析中产阶级的特征，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更关注的是中产阶级在漫长的七个世纪中的形成过程。

    早在内战爆发前的一百年中，英格兰已经发生了财富从贵族和贫民手中转向社会中等阶层的现象，不过这种经济变动直到18世纪才得以真正成熟，工业资本绝大部分归于中产阶级。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世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方式无法延续，人们开始思考关于整个社会结构以及自身地位的问题。研究近代早期的英国历史学家基思·赖特森指出，那个时期存在广义的阶级，但这种社会阶级意味着“一个松散的个人之间的集合，通过比较而言的经济地位变化，由于地位、权力、生活方式和机会的相似之处和分享的文化特质、一系列互动关系联系在一起”。而研究近代中产阶级的英国学者约翰·斯梅尔则指出，当时自认为、也被周围的人看成属于中产阶级的任何一对夫妇关于生活的所有期望是：妻子不再工作，建造一所适合私人休闲的住所，捐献一个基尼成为流通图书馆的成员或者在某个俱乐部与本郡的议会成员共进午餐。凡此种种，都指出中产阶级形成中的文化特质和身份认同问题。

    说起中产阶级文化认同，首先要说说“绅士”（gentleman）这一概念的演变。传统上认为，绅士是考虑血统和谱系的荣誉头衔，而且拥有至少一处乡村地产，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个词承载了更多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1577年，当时人威廉·哈里森提出，任何“无需进行体力劳动就能够生活，能够且将会维持绅士的享受、费用以及外在表现的人……应当享受绅士的声誉”。毫无疑问，金钱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17世纪的内战之后，传统观念被进一步削弱，中等阶层通过文雅的衣着和举止、良好的教育、学习也可以被视为是绅士，文化特质开始在绅士的定义中占据主导地位。18世纪20年代，笛福更是明确表示：“美德、学术、人文教育、某种程度上的天生和后天的知识，是绅士的特征……没有这些，拥有头衔的继承人永远都无法成为绅士。”从绅士内涵的变化中，我们看到的是中等阶层数量和财富的增加。

    于是这个新兴群体不仅要在经济领域上继续获得成功，还要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发挥日渐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开始谋求文化主导权。诚如劳伦斯指出的，“在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英国，个人的身份地位至关重要，而他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可并采取与之相符的方式对待也同样重要。这种关乎地位的文化其实已经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人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这种文化优势，是通过对贵族文化的模仿和改造而形成的。

    当时的中产阶级对贵族的看法，明显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贵族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一直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从对贵族生活方式的仿效中来获得文雅观念，同时习得贵族身上的一些美德。在物质领域中，首先表现为对奢侈享受的追求，把金钱大量花在购买能够带来个人愉悦的兴奋和刺激上，中等阶层对自身成就感的满足成为一种生活哲学。詹姆斯在《中产阶级史》中就生动地描述道：18世纪晚期，爱丁堡“许多商人的女儿们不是在盥洗室消磨掉整个上午，就是在各个商店之间来回闲逛”。一本写于1791年的儿童读物，敦促未成年人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品位和优雅风度，因为这是文明化进程的精髓。书中描写的文明化是一男一女遛着宠物狗漫步走过城市街道的景象，城市中间还设置了一个主教堂、一座现代大桥、桥上穿行的公共马车。远处码头矗立着各种船只的桅杆。宗教信仰、交通运输以及商业贸易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文雅是上述现代文明的表现形式，是新形态社会诞生的基础。 

    另一方面，关于中产阶级的大量个案研究也表明，在中世纪末期和近代早期等级制度下，中产阶级不可能不受制于贵族，如果想要在文化上取代长期占权威地位的贵族文化，必须确立自身特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以将自己和贵族区别开来。自豪的中产阶级宣称自己拥有温和与节制的全新道德，相较贵族而言，更懂得在文雅和奢侈之间平衡的技巧，因此对于社会进步也更有利。18世纪后半期绒线呢工厂主奥文登的话则更有代表性：“随着这个世界年轮的增长，人类后代的不道德行为也在增加。财富造就了呵护，呵护带来了奢侈，奢侈导致了纵欲，而纵欲是毁灭之母。”

    中产阶级形成这样的新道德不难理解。众所周知，正是清教“勤俭”“节欲”的伦理相结合而创造的“合理谋利”原则，造就了近代英国的经济奇迹。早期很多企业家每天睡眠6～8小时，生活简朴、工作勤奋。后来随着财富增长，简朴之风虽然转向追求文雅，但是在变幻莫测的工商业世界中，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资产、声望都不是来自于出身，而是来自于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功，任何放纵与冒险都可能使其失去一切。事实证明，追求文雅时讲求节制的作风，对19世纪之后英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构建了维多利亚时代整个社会的基调和性质。

    中产阶级温和节制的做派，也体现在家庭生活方面。近代早期以来，他们一直崇尚贵族阶层家庭严谨的一面。18世纪的中产阶级在家庭生活方面，崇尚“秩序、满足和天伦之乐”的观念，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大众所普遍推崇的家庭理想的产生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家，甜蜜的家！”是当时连续不断的一个主题。桂冠诗人丁尼生曾这样讴歌理想的家庭：“家庭幸福，孩子礼貌，无债无愁，中庸为贵。”

    此外，中产阶级的文化认同也进一步通过公共领域来建构。哈贝马斯认为，一个中产阶级性质的公共领域是在18世纪形成并成熟的，报刊杂志、咖啡馆、俱乐部等构成了广义上的文化交流手段，在这些公共领域内中等阶层通过与同类的交流寻求自我认同。英国人伯尔在18世纪中期的坦布里奇韦尔斯观察到的现象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缩影。“咖啡馆和书店，是社会美德占主导地位，超过了歧视和偏见的场所……在这里，神学家和哲学家、自然神信仰者和基督徒、辉格派和托利派、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都能够不带气愤进行讨论，带着文雅进行争辩，并且公正地评判……”

    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于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产阶级史》正是这样一部全方位探讨中产阶级形成史的著作。恰如作者劳伦斯·詹姆斯所指出的，“追求身份地位是定义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之一。”中产阶级的兴起突破了中世纪末期的等级体系，但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又为其他社会阶层制造了新的身份等级体系。劳伦斯·詹姆斯通过历史学家的广阔视野，分析了英国社会如何从14世纪阶级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一步步演变成20世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阶级结构的社会。

    掩卷之时，不由想起E.P.汤普森享誉学界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书中，汤普森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的每一个方面：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所有这些“工人阶级的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的利益对立，从而形成了阶级。正如他指出的，“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己的形成中。”中产阶级的形成又何尝不是如此？（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