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国美术馆圆厅内,看着一幅幅熟悉的画作,此刻,我很想念他——恩师李震坚先生。
三十多年前去杭州读研究生,也是我人生的机缘。叶浅予先生推荐我去报考浙江美院。当时我工作和生活都在天津,离杭州路途遥远,交通远不如今天这么便捷,家中负担也重,我一度犹豫不决。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来自杭州的长途电话,居然是方增先先生亲自打来的,他邀请我去杭州看看,欢迎我报考美院。这个电话坚定了我报考浙江美院的信念。我迅速把自己的习作邮寄到学校,很快,我接到考试通知。在天津初试通过后,我到杭州参加复试。当时也有二三十人参加复试,竞争可谓激烈,我还记得在考场画模特时,方增先和李震坚两位先生站在背后看着我画画,我当时想,可能是那捆报考的习作让我成为先生们关注的目标。
学校当时用车把我们拉到体育馆画速写,平衡木上腾挪的少女,篮球比赛的攻防转换,当终于考完这些难度不低的科目,我吃着美院给每个考生发的印着编号的解暑大西瓜,心中隐隐觉得,自己要来这个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培养了很多艺术大家的院校深造。如愿以偿,我考上了79级浙江美院中国画系研究生,自此,也和李震坚先生结下了师生的情缘。
我是那一级的班长,也是先生家中的常客,联络课程安排等日常事务,大部分找他的时候,他都在画画。我还记得他住的那幢杭州老式的小洋楼,现在已经被拆除了。上课时,先生非常认真,经常跟我们一起画,边画边指点。展览上的模特、人体等很多习作都是当年我们看着先生画的,特别亲切。当时在校时,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坚三位先生是当时浙派人物画的代表。同学们经常一起探讨三位先生的风格特点,周昌谷先生浪漫艳丽,方增先先生飘逸洒脱,李震坚先生笔墨厚重,这段学习生活让我在今后的艺术创作道路上打上了浙派“筑基于笔、建勋于墨”的烙印。而李震坚先生的言传身教,他的专注、探索和创新,对我的创作理念、创作态度影响深刻,而成长于华北,受教于江南的特殊经历也让我走出了一条南北结合的艺术之路。
当年同届的同学刘国辉、王涛,他们在中国画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今,我们都年逾古稀,银发满头,回忆起和先生一起下乡写生的往事,历历在目。他带着我们走过很多地方,一路上画速写。他下基层的时候,话就特别多,愿意跟学生们聊画说画。《云贵途中》《傣族少女》《种花姑娘》《采蕉图》《蕉香沁人》《小憩》《竹楼小景》等都是我们一起到云南写生时画的作品。
他画画时特别投入。一次去云南写生,我和先生住一屋,没熄灭的烟头点着了席梦思,床都冒烟了,他坐在桌前画画写字,居然没发现,我后来闻到焦味跑过来用水浇灭。在云南傣族的一个村寨按计划画完写生后,我连夜排队购买好下一程的汽车票,借了手推车把行李运到汽车站,先生晚上散步突然发现了湖边大榕树、白鹭鸶、傣族少女构成了极美的画面,舍不得走,想留下来继续画。我当时感到有些为难,因为那时不比现在用手机就能买票退票,必须赶回城里去重新排队买票退票,借手推车运回行李。但先生一声令下,留下画,我们全部都留下又画了不少习作。
先生在家,不事家务。出门在外,事务也都是学生打理,他只是一门心思画画。我在帮他整理行包时,发现一包花生米。早餐时,面对着奶粉配香蕉我们毫无胃口,我提出要消灭他的花生米,先生一脸茫然,显然不知家人给行李中放了零食,最后被我们笑着分享了。在欢笑与奋斗的历程中,我们与先生一起画出了很多好作品。
先生探索将西方素描写生与中国传统笔墨相融合,寻求人物画发展的新路。他的人物画融入了书法、花鸟、山水的技法,他很少用小笔作画,通常用大笔挥洒,笔法雄健,墨色浑厚。他的水墨人体堪称一绝,下笔利落,造型准确,色彩轻快。
先生身后留下作品4000余件,家属除了留下少量作品作为纪念外,无私地向浙江美术馆捐赠李先生的书画、速写素描作品及文献共计3900余件,成为学术为公的典范。先生作为浙派人物画的开山鼻祖,作为创作出《妈妈的新课题》《在风浪里成长》的优秀画家,作为培养过浙派人物画第二代、第三代继承人的美术教育家,是值得美术界永远纪念与学习。
我耳边还会回想起先生亲切地叫我老杜。在西湖边的茶社我们与先生一起喝茶,他对我们的殷殷教诲,湖面上银光点点,时光静静流转,是多少年来我脑海中定格的画面。跟先生画画,是幸福的事儿。
继李震坚先生的展览之后,今年下半年我计划去杭州办个展,也算是老毕业生对美院和先生的汇报与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