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的工匠之思

    “工匠精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各行各业共鸣强烈，显示“中国制造”已经行至“中国创造”的时代关口。言及中国艺术，又该如何取义并汲取创作活力？这是艺术界当下普遍思考的话题。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工具生产到器皿制作，实用与鉴赏、物质与精神，其间的融通与升华往往妙不可言。如中国古代《诗经》把对骨器、象牙、玉石的加工形象地描述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工匠那种精雕细琢、醉心忘我的情态跃然于诗句之间。

    《考工记》是中国战国时期记述手工业规范和工艺的重要文献，体现了古代中国在科技、工艺美术方面的精进理念，它对“工”的见解非常精辟：“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这是对追求效能、讲究工艺、坚持创新的讴歌。

    器物制造崇尚“工匠精神”，艺术创作亦然。曾侯乙编钟高超绝伦的铸造技术和近乎完美的演奏性能，载其于世界音乐史；北宋徽宗时的汝瓷其釉如“雨过天青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那种至高至上的追求将中国瓷艺推向一个历史巅峰。这些都是中国“工匠精神”的艺术呈现。

    那么，什么是艺术创作的“工匠精神”？

    探究“工匠”原义，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匠”，木工也，“工”，巧饰也。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则曰：“爲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爲工。否则，目巧也。”以上阐释可以有三层理解：首先工匠来自生活实践，工匠做出来的物品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其次是这物品要“巧”，要可“饰”，要既满足实用需求，还具备赏鉴品性，这就需要工匠用心、用脑、用情；另外工匠的劳动有规矩，有法度，要追求精巧而非花巧，这体现了工匠职业的质量和专业要求。

    言及中国现代艺术的“工匠精神”，齐白石先生是一个精彩的典型。美国《纽约时报》一篇艺术评论曾这样描述：“他（齐白石）出身于农民家庭，曾是一个乡村木匠，因为痴迷而爱上艺术。在他的毛笔之下，花、鸟、鱼、虾都有了生命。”白石先生在《画蟋蟀记》小文写道：“余尝见儿辈养虫，小者为蟋蟀，各有赋性。有善斗者，而无人使，终不见其能。有未斗之先，张牙鼓翅，交口不敢再来者；有一味只能鸣者；有或缘其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触髭须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类，非蟋蟀种族，既不善鸣，又不能斗，头面可憎。有生于庖厨之下者，终身饱食，不出庖厨之斗。此大略也。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对这表述，艺术家徐冰认为，白石先生应该从未受过西学的训练，但如果把他这段文字与一张蟋蟀画稿并置，则全然是生物学、动物类、昆虫科教科书中的一页。做工匠易，做有精神的工匠，需要不断求索的心性和践行。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工匠”群体。太行山区的王俊川14岁拜师学唱襄垣鼓书，一唱就是60多年。平遥推光漆艺有2000多年历史，以手掌推出光泽及描金彩绘而出名，为了不让这项工艺失传、变味儿，传承人薛生金六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传统，用天然大漆制作工艺品，还手把手培养出200多名学生和十多名徒弟。王星记扇厂创建于清光绪元年，是“中华老字号”企业，檀香扇的“核心技术”是“拉花”技艺，传承人孙亚青当年进厂一学就是13年。他说，学这门手艺很辛苦，每天就像拉锯一样反复用钢丝锯着木片，但这是掌握技艺的必由之路。这些传承人经历各异，但对文化技艺的理解却惊人的类似：首先是热爱，再就是苦练，还有就是责任，因为他们肩负着让已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统技艺继续流传的使命。

    在当下的艺术环境下，“工匠精神”的倡议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也在于这一精神诉求承受着现实的压抑和冲击。“不在美术馆，就在去美术馆的路上”这句话此前在艺术圈刷屏，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一些艺术创作者忙于艺术社交疏于潜心创作的流俗。对照“工匠精神”的本质要求，追逐功利、无法静心、潜心，就难言创作，更谈不上艺术追求那种物我相融的境界，其作品即便冠以艺术之名，也“难副其实”。

    “工匠精神”内涵丰富，包括精益求精、认真严谨、专注坚持、专业职业，艺术追求不能舍弃这些要求。

    “工匠精神”的树立，还在于对工匠的敬重，对人的尊重。当那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艺术创作者得到社会和公众的赞赏和敬佩，“艺术工匠”才会人才辈出。

    “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需要传统，要有文化习俗，另外还需要机制和政策。在艺术领域，对创作者和作品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朝向真才与精品，艺术工作者就会潜心于艺术的精进。

    自古而今，中国文化艺术从来不乏“工匠精神”。所谓“工匠”是为生存而求精，所谓“精神”，即为质量而执着。中国艺术繁荣之路需要涌现大批踏踏实实的“艺术工匠”。如《庄子》所云“技进乎道”，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者精于技、专于道，才会养就一批批真正的艺术家，诞生真正的时代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