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在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已突破50%的数据支持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其中隐含了制造业已过时的情绪,那么这种观点就是危险的。在连马桶盖、笔尖圆珠都不能满足国内需求的情况下,我国的制造业非但不会过时,反而需要更高层次地提升。更何况,要大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制造生产服务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些话都是说给制造业听的。但是,以当前我国的政策和舆论环境来看,仍然缺乏培育制造业工匠精神的“沃土”。创业创新的焦点关注的是虚拟经济和资本运作,公众对制造业的认识仍然是门槛不低却不挣钱,制造业企业自身也陷于浮躁,不能安心去做产品。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不均衡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第一个层面,政府力量造成的不均衡。比如,一个地方政府在采购公共物品、投资基础设施时,会倾向于选择本地企业,而不是基于成本和质量考虑的市场竞标;为了使本地企业能够保持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对其进行资金补贴和政策倾斜。
政府力量造成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对于企业预期的扭曲。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订单、投资方向对于经济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企业的眼睛会紧紧盯着政府的手,而不是去跟随市场消费者需求进行创新。在这种力量的扭曲作用下,企业的产品是否优秀就是一个模糊的评价标准,能不能摸准政府的需求才是关键。如此一来,企业根本不可能安心做产品,遑论工匠精神。
第二个层面,资本造成的不均衡。近几年来,制造业面临着成本上升和订单减少的双重挤压。而同在中国屋檐下,除去一些市场准入有限制的行业不谈,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却呈现出泡沫式发展,当前创业创新热潮中资本关注的焦点也难见制造业的身影。此前,我们坚信市场的倒逼机制会迫使制造企业深耕产品,但在双重挤压同时泡沫存在的情况下,制造业却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失却了对于实业的最后忠诚。所以,当我们批评中国制造企业心浮气躁的时候,也应看到环境是不是在为实业塑造一个正向预期。
资本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大企业和小微企业之间,融资的成本和压力在两者间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本质上没有区别。资本往往不会偏好风险更大的小微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而大企业在资本上并不稀缺,这就造成了另一层面的资本不均衡。大企业不屑于依赖产品,小企业又缺乏资源。如何通过政府力量破解这种不均衡,对于拥有更强大政府力量和发达的国有银行体系的中国来说,或许能找到一种合适的途径。
第三个层面,标准体系造成的不均衡。人们通常认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品质量高于国产品牌,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外资进入国内后,其质量要比进口产品低一个档次。当舆论批评其产品标准低于欧美市场时,得到的回应是严格遵守了中国的标准。与之对应,中国制造在进入发达国家甚至只是港澳市场时,质量就会高一个档次。原因就在于标准的区别。实际上,国外知名制造企业专注于产品的意识,也是在环境激励的氛围下逐渐形成的。
由于国内的能耗、环保、质量、知识产权等相关标准的不合理,一些企业虽然拥有更高水平的质量、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另一些企业的污染、侵权、质量不高等负面指标,反而成为其成本优势。如此,旨在形成正向激励的标准体系因其不够完善,反而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果。其实,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淘汰落后产能不应该仅仅依靠行政指令。一旦建立合理的标准,明确了市场门槛,落后企业自然会淘汰,这才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体现。
总的来看,市场扩张时期,低成本的制造业可以快速成长。而在当前中国制造的转型之中,低成本的“土壤”正在消失,滋养工匠精神的“沃土”尚未形成,这需要从不同层面破解难题,为企业塑造正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