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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6日 星期二

    延安时期创新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作者:张金锁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6日 11版)
    延安宝塔山 资料图片

        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他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把创新与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一起确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并将其列在首位。“创新发展”将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的基本思路、基本方向和着力点。对此,全党和各行各业都需要认真领悟和努力实践。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延安时期,党实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这些创新举措与成果体现在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上,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中,体现在军事斗争的创新上,体现在统一战线的创新中,也体现在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中。由此形成创新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使党在极其艰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攻坚克难、披荆斩棘,取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中外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出巨大贡献,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可以说,创新是延安时期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创新发展的一个典范,这一时期创新发展所凝聚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崇高的政治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是创新发展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改造中国、拯救中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任列强宰割的命运和中国人民被压迫、被欺凌的困窘处境,作为自己的使命。延安时期,党努力从各方面为此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在长征初到陕北之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机尚未彻底摆脱、国民党重兵进攻和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即确定“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突破“左”倾教条主义束缚,推动革命事业发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峻现实,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党要担负“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洛川会议明确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具体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要发挥重大作用,“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要成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模范区域。”据此,全党开拓进取,开创了对支撑中国抗日战争坚持、发展和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敌后战场。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党都坚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曾试图通过努力与斗争,通过联合政府的方式即通过曲折的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当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后,党中央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党适应新形势作出政策调整,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通过人民解放战争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正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正确思想指导。“泰山压顶不弯腰”,党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胸中有了大目标”。延安时期党的发展历史说明,创新是需要条件的,而其基本条件就是坚定的目标和崇高的追求,这是创新的原动力、出发点和归宿,是能否有创新、创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2.战略思维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

     

        延安时期,党面临形势之严峻、遭遇困难之多之大、斗争之艰难和惊险,是世所罕见的。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突破困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正确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曾就此反复强调说:“我们提倡战略思想”,“提高战略空气”,“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的一系列高超的战略决策,在突破和创新中战胜了艰险和挑战,实现了发展。比如,党制定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顺应日本侵略造成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迫使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全民族走向抗日的历史转变,党由此突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危机,极大提高了声望和影响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阐明持久战战略、力倡抗日游击战,解决了中国如何与强大、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并战胜它的问题。我们党全力以赴,开辟和发展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使之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主战场和最活跃的、致日本帝国主义于死命的战场,使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中外瞩目的决定中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力量。抗战胜利后,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向全国昭示了中共反对内战的立场和争取和平的诚意。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后,党实行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十大军事原则和自力更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针,掀起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战胜了美国支持下军事实力极大膨胀的国民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简而言之,延安时期,党长期面对强大的敌人,处在力量劣势和物质条件短缺的状态,但党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在逆境中突破和寻求发展,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创新是智慧的结晶,是战略思维的成功。延安时期的巨大发展和辉煌业绩是党的正确战略指导和不断实践的结果。强化战略思维,善做战略谋划,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延安时期创新发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3.强大的执行力是创新发展实现的主要途径

     

        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向全党提出明确的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吃苦耐劳、急功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按照党的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令行禁止,克己奉公,勇于担当,埋头苦干,由此培育和营造了良好的党风、政风、军风、民风,实现了党政军民团结统一,形成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强大战斗力。结果是,党的战略决策和大政方针都得到坚决的贯彻实施,形成全党励精图治的景象:党的领导人运筹帷幄,根据时局适时提出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决策和行动部署;党的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并因地制宜地,创造性地实施党的方针政策;党内外、上下级良性互动,建设性地完善党的方针政策。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蓬勃发展,形成从东北、华北、华中直至海南岛的广大敌后战场,并且在日军重兵频繁的“扫荡”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摧残下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事实,就是明证。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迹中包含着无数的心血、智慧和创造力。正是因为目睹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浴血抗日的坚决性和执行力,抗战时期常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世界上伟大实践者”。甚至持反共立场的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在1945年访问延安后评论说:“我承认他们在那里苦干”。创新理念只有付诸行动,变成事实,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创新。党在延安时期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这种创新的硕果。

     

        4.人民群众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实践者

     

        延安时期,是党积极、全面践行群众路线的时期。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毛泽东就作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光辉论断,强调发动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途径。他说:“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在这些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引下,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军民广泛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形成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日寇于灭顶之灾。而在斗争中,人民群众创造和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战法,使日军深陷“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中止的战争”。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动,敌后战场的开辟、坚持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战争和践行群众路线的结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凭借庞大的军事力量发动内战,在国共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毛泽东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党通过人民战争,通过土地改革和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动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打败了国民党,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1946年至1948年间,大约160万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参战,三大战役中的支前民工数量巨大,辽沈战役160万,平津战役154万,淮海战役543万。在陕甘宁边区,1947年3月至1948年8月,26.48万人加入随军担架队,208.12万人加入粮草、弹药、被服、柴炭运输队,92.5万名妇女参加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等支前活动。人民群众的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力量、智慧的发挥,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来源问题,解决了改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问题,解决了如何战胜日本和国民党的问题。延安时期的历史昭示我们:党的创新理念必须和人民群众结合,必须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党是创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人民群众是创新的实践者和主力军,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创新发展,才能创造奇迹和结出硕果。

     

        (作者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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