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双引擎”驱动“双中高”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实现“双中高”即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是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经济实现“双中高”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实现“双中高”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引擎”如何驱动发力？对此，“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了记者专访。

    实现“双中高”具有三大战略意义

    要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速，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

    “‘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在2020年；决胜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节点在2020年；以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窗口期在2020年。”迟福林指出，总的来看，经济转型升级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未来10年、20年我国经济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设置经济增长“双中高”目标，对于我国赢在转折点具有三大重要意义。

    迟福林具体分析指出，“双中高”目标首先突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设置‘双中高’目标，有利于为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问题提供指导，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把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摆在突出位置。”迟福林说。

    其次，“双中高”充分考虑到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支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年均增速需要达到6.5%。实现全面小康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速度，更要考虑让多数人在经济增长中受益。好的经济质量能够让更多人在经济增长中受益，需要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需要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需要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迟福林指出，在我看来，“十三五”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设置在6.5%左右的区间，为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

    再次，“双中高”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意义。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是我国着眼中长期消化短期，克服经济下行困难、实现标本兼治的根本途径。

    三大结构性体制矛盾成为制约因素

    2015年，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在这个特定阶段，经济增长的新趋势、新结构、新动力正在形成，由此构成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向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实现“双中高”目标面临的结构性体制矛盾比较突出。

    迟福林分析指出，当前实现“双中高”目标面临三大结构性体制矛盾：一是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产业变革趋势正在形成，但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二是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结构变革大趋势初步形成，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远未打破；三是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变革大趋势初步形成，但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矛盾尚未解决。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0.5%，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导力量。“实现‘双中高’，需要服务业保持8%～9%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实际达到58%左右。在这个前提下，以研发、金融、物流等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至2020年的25%以上，初步形成生产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的新格局，而目前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依然较为滞后。”迟福林指出。

    在迟福林看来，我国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巨大的潜力在于人口城镇化。“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左右，人口城镇化潜力巨大，但受制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安居的问题远未解决。”迟福林指出，此外在现行投资体制下，工业领域投资过剩与服务业领域投资严重不足并存，这些都成为“双中高”的制约因素。

    加速打造经济增长“双引擎”

    中国经济既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又要实现质的飞跃，迈向中高端水平，关键在于加速打造增长的“双引擎”，让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两大引擎”双驱发力。

    “加速打造‘双引擎’驱动‘双中高’，关键是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深化结构性改革，尤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迟福林指出，要以打破垄断为重点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二次开放，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以改革投资体制为重点，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

    他认为，此外还要以提升公共性为重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调整教育结构为重点启动教育二次改革，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重点是要增大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对服务业领域推行定向减税；全面完成‘营改增’，破题消费税改革，使消费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同时，要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建立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消费市场监管、垄断行业监管体制，实现放管结合的新突破。”迟福林说。（本报记者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