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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4日 星期日

    一页摄影

    摄影机的象征意义

    作者:杨小彦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24日 09版)
    《看与被看—摄影中国》,杨小彦著,中国摄影出版社

        摄影机的第一层象征意义是哲学。

        自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否可靠发生疑问以来,人们就把自己思维的焦点对准了感官。对于眼睛来说,我们所看到的图像是否与客观物象相统一?这是一个折磨人的老问题。先哲们相信阿基米德的预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他们把这预言变换了一个说法:只要我能弄清楚感官的生理构造,我就能回答上述问题。照相机恰恰就是这么一部人造的感官,它不仅代表眼睛,还能代表感知,依靠它可以撑起认识这座大厦。

        假定我们的大脑里有一卷底片,我们认识事物有如用眼睛来感光,物象被摄入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就称之为表象。一条长长的马路,不管它有多么遥远,经过眼睛的摄取,它一定表现为近大远小,否则就不能显示它的深度。可近大远小这么一种关系究竟存在于哪里呢?看来,为了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认识马路的延伸,我们不自觉地给马路加了一个限制,这种限制被称之为空间透视。只有在我们不间断地行进当中,不间断地从每一个点摄取一个断面,才能校正近大远小的错觉,而认为马路是直直地延伸的。

        这里,我们用时间补充了空间,但尽管如此,那个我们所加于马路之上的视觉限制依然存在。运动着的空间是一个连续的空间,此时,照相机就要被摄像机代替了。只是,认识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条直直的马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条被理性规定着的马路。尤其是,当我们的眼睛离开眼前这条小小的马路而注目于茫茫宇宙时,我们就越发意识到这一点。

        更有甚者把问题提得更偏激一些: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景象与苍蝇、蚊子、蝴蝶或蜻蜓等所看到的是否一致?不管对这个问题作何回答,我想,大概谁也不会假定,这些低等的昆虫所面临的世界与我们人类所面临的世界不是同一个自然界。好,这个问题到此为止,聪明的读者一定看得出来,答案已经蕴含其中了。现在,我们应该知道,阿基米德的预言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个支点并不存在。

        摄影机的第二层象征意义是心理学。

        不要以为物象在我们大脑皮层里感光以后就万事大吉了,考察一下各种表象之间的差异就足以写一本厚书。一个心理学上的实验是:让一位医生和一位普通人共同面对一张癌细胞组织放大图,医生看到的是奇异的生理结构,普通人或许把它看作一幅抽象图像。

        这个例子阐明了20世纪一个心理学流派的理论前提:我们不可能白板一块地接受来自自然的各种信息,在接受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它们纳入了自己思维的组织轨道。也就是说,混乱的自然信息以某种方式被我们整理了以后才能进入我们的大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通俗地说就是:我们不可能不带“偏见”地认识事物。想不带任何偏见,不仅徒劳,而且无益。进一步来说,我以为正因为我们具备了某种偏见,我们才因此而可能较为充分地认识事物的一部分。同时,也正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偏见,以便逐渐认识事物的全部。

        这里含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个体在发育过程中,知觉也同样在发展并趋于成熟;另一层意思是指这种个体的成熟是在一个外在传统的界定下进行的,不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外在传统的偏见,那种属于个体的真正认识便无从开始。

        摄影机的第三层象征意义是人的个性。

        这乍看起来荒谬得很:还有什么比一部摄影机更为客观的呢?可是,就在你拿起一部摄影机想去拍点什么时,难道你的头脑真的是“白板一块”,准备让自然界毫无选择地进入你的镜头吗?不,事实上你一直在准备去选择点儿什么,你已经把手上的摄影机变成了你的眼睛。除非你真的对物象缺乏直觉,否则,你不仅想通过这机械的眼睛去规定一些东西,而且,你还想把这种规定强加给观众。只要观众是在观赏你的作品,那么,你的规定就算成功了。问题在于,观众是否意识到他受到摄影家的规定?观众在什么时候才会怀疑这机器眼睛的客观性?

        摄影过程中一系列的纯技术性掩盖了摄影艺术的“主观性质”,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已经被抹杀了,相反,这种主观性质,随着摄影家们对自己手上这部摄影机镜头的妙处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反而更加加强了。

        看来结论是显然的。如果你是一位摄影艺术家,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事实上你已经被某种由来已久的哲学规定了,你也逃不掉心理学一般趋势的影响。同时,你更不愿抛开你的个性,你为自然界准备了一个取景框。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有一种植根于人类灵魂深处的那种渴望超越的欲望,因为贯彻在所有艺术当中,结果却使这个看来是必然的结论出现悖论: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的取景框,我们试图挣扎,一方面我们被规定好了,一方面我们不愿被规定好。那么,我们的挣扎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只有一个开始,那就是被规定本身。

        事实上,我们已经被规定了许多东西,挣扎是为了看看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渴望有所超越的人还能够规定些什么,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假设自己是白板一块,然后看看我们有可能抛弃什么成见并选择什么样的取景框。因此,我们只能从头开始。

        还是毕加索说得好:“我不创造,不探索,我只发现。”

        (杨小彦,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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