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们的信念

    早听说郁蕾这些年一直忙于搜集、整理她父亲郁文哉先生的遗稿，我去年就收到她的电邮，说《郁文哉选集》已大抵编妥，除收入郁先生文稿、手稿、年谱外，还拟编一辑回忆文章。

 

    郁蕾希望我能写一点有关她父母在南京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期间的回忆。按说，我是没有资格写这类文章的，因为我虽比郁蕾和她姐姐郁蓓年长几岁，但那时毕竟也只是个十岁上下的小学生。而那一辈的“大人”中，就连当年在金陵女大读书的家姐苏玲，也于2014年以86岁高龄谢世了。

 

    然而，包括郁文哉夫妇在内的父辈们，在那段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岁月中，为着共同的信念、理想与追求，不顾白色恐怖的高压，同国民党文化掮客与特务密探斗智斗勇，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战斗情谊，值得我们终生铭记。为此，郁家姐妹特意来家中，帮我把一些支离破碎却又毕生难忘的记忆连缀、拼凑起来，而父辈们那时的“背影”也渐渐清晰起来……

 

守住阵地

 

    抗战胜利后，许多自外埠迁至“陪都”重庆的机关、学校纷纷“复员”外地，父亲曹靖华供职的中苏文化协会也决定搬回南京。

 

    1946年5月，我随父母到南京。父亲与先期抵达的侯外庐、先锡嘉等，共同担负着协会的“复员”筹备工作。然而，到南京后的种种际遇却出乎他们意料。一方面，被百姓讥之为“劫收大员”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置苦难同胞于不顾，哄抢着位子、房子、条子（黄金）、车子、女子（即所谓“五子登科”），搅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美国军机昼夜不停地帮蒋介石把配有美式装备的军队运往各解放区周边，准备全面内战。

 

    以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入驻南京梅园新村的第二天，便不得不召见各报记者，揭露国民党公然违背“双十协定”，大肆侵犯我苏皖解放区。在这种形势下，协会的“复员”工作举步维艰。原来，在“劫收大员”为“五子登科”争斗不休的同时，会长孙科也忙于提升自己的位子——准备竞选副总统，对协会的事根本无暇顾及。

 

    而父亲在南京举目无亲，携家带口，物价飞涨，只能栖身于秦淮河边一家如高尔基剧作《夜店》似的简陋客栈，在街边小摊和洋车夫共食。由于没有收入，生活难以为继。父亲一方面写信托重庆及上海友人与书商交涉结算或预支稿酬应急；一方面坚持与侯外庐等继续找协会正、副会长孙科、邵力子交涉，却依旧毫无着落。正如父亲在致戈宝权的信中所说：“已会孙、邵各三次，气候不佳，心情各异，协会毫无人管，势恐瓦解，弟虽踏破铁鞋，恐无能为力也。”他甚至说：“拟向孙、邵及常务理事会辞职。”

 

    正一筹莫展之际，齐燕铭受周恩来指派找到小客栈，他告诉父亲：协会并非像他想的那样“毫无人管”，CC（中统）头子陈立夫正大肆活动，想把协会归其名下。齐燕铭正是来转达周恩来“要守住这个阵地”这一指示的。

 

    这让父亲大感愧赧，他没想到围绕协会今后发展、去留，国民党上层竟还有这么一场争斗。父亲表示坚决服从党的指示，做好“复员”筹划工作，绝不能让中苏文化协会——这个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曾在社会上发挥过一定影响与作用的进步文化团体，落入万人唾骂的CC头子之手。

 

    齐燕铭要父亲对今后更复杂的局面做好思想准备，并奉命为他带来一点救济款。父亲忙把他手按住：“千万别提什么救济款，我不需要救济，请代我谢谢恩来同志。因初到南京，人地两生，临时住在这里。一位老友的弟弟过两天就把我们接走……真的，一切都没问题。”母亲也帮着解释，说什么也不肯收救济款。

 

    父亲由于行止无定，与友人通信都寄到老友李何林胞弟李延年处。两三天前，李延年为转交代父亲收的信件来过客栈，那狼狈情景让他吃了一惊。李延年说：“我家里条件虽然一般，也比这里强多了，我回去收拾一下，过两天来接你们。”几天后，我们果然结束了“夜店”式的生活，搬到李延年家。

 

    父亲按周恩来指示，同侯外庐、先锡嘉、王昆仑以及其他陆续抵达南京的原协会人员联络、商议，筹划落实“复员”工作。虽经多方努力，筹措到一笔经费，但要维持协会原来规模，依然捉襟见肘。

 

    一天，父亲带着与侯外庐等共同研究的初步设想，去梅园新村面见周恩来，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孙科对协会复员工作不热心，固然与他想谋求更高位子有关，但也受当前国际、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垮台后，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矛头转向苏联；囯内，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反苏、反共是连在一起的，这是美蒋既定政策，孙科也无能为力。但他毕竟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不同，我们还应争取他，团结他，利用他的影响，保住协会这个阵地。”

 

    针对协会经费减少及时局变化，周恩来建议协会人员缩编，根据特长，将部分人员分流到苏联驻华使馆新闻处、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BOKC）等部门。这些原则确定后，筹备工作也逐渐有了眉目。1946年7月～8月，我们一家与协会其他人员便陆续迁往协会。

 

敌变我变

 

    协会会址选在南京汉中路牌楼巷51号。

 

    牌楼巷是一条晴日一层土、下雨两脚泥的偏僻陋巷。跨进两扇对开的铁门，长方形院落里，两幢格式相仿的西式青砖平房建筑，一幢是房东李氏兄弟三家合住的，另一幢便是协会驻会人员办公室与宿舍。记得当时搬去的，除我们一家外，还有郁文哉、孙绳武、朱海观、潘德枫夫妇及先锡嘉、张震、蒋燕、邸景和等。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协会“缩编”的指示，朱海观、孙绳武夫妇及先锡嘉等先后迁出协会，“分流”到苏联使馆新闻处或“塔斯社”等机构。

 

    协会西面靠院墙有个堆积杂物的车库，郁文哉小女儿郁蕾出生后，由于奶水不够，夜夜哭闹，为不影响邻居休息，郁先生主动把家搬到这狭小局促的车库里，在那直不起腰的小阁楼上，摆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张折叠床，不顾夏天酷热，冬季湿冷，一直坚持在里面办公与休息。

 

    从李姓房东的这处房产看，其生活曾经十分阔绰，但经过多年战乱，显然家势已衰。现在的三兄弟中，老大、老二均在大学教书，老三尚在外埠求学。他们为人拘谨，不善交际，似无“党国”背景，平日不见有多少社会交往，与协会人员也不相互走动。唯老大家与我同龄的名叫李家祁的男孩，后成为我在明德女中附小的同班学友，常一起上下学，一起玩耍。相约时，只消在院里吹一声口哨，这“联络暗语”，家人也熟知。周末或假日有时相约去同学家玩，而彼此家却未曾去过。

 

    时处乱世，物价一日数变，李家除房租外似无其他收入。而对于协会，我们想，除了租金可能较节省外，在白色恐怖日甚的态势下，如何尽可能长久保存协会这一机构，又不事张扬，利于隐蔽，必是中共办事处及父辈们在选址上需认真面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考虑，这个相对偏僻、落后的牌楼巷，倒不失为一适中地点。

 

    在重庆时，正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协会公开挂着“中苏文化协会”的牌子，特务机关虽对它严密监视，常捣乱破坏，但碍于“国际观瞻”及公众舆论，也不敢过分“放肆”。而“复员”南京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叫嚣“三至六个月铲除共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统区”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

 

    仅在父亲他们筹划“复员”工作期间，下关火车站就发生国民党特务肆意殴打以马叙伦为代表的上海各民主党派赴南京要求停止内战的请愿团，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7月中旬在昆明，国民党特务又在光天化日之下，相继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著名诗人闻一多，这一切都印证了周恩来对时局的判断。

 

    根据周恩来敌变我变，“不赤膊上阵”的指示，协会“复员”后，大门口再未挂过“中苏文化协会”的牌子；除《中苏文化》会刊和《苏联文艺丛书》继续编辑、出版外，过去在重庆时经常在协会举办的展览会、报告会等活动也都未再举办。

 

    当然，对特务机关和多如牛毛的特务眼线，协会的一举一动，仍难躲过他们的监视。个别一贯打着进步幌子，混迹于各进步文化团体的文化掮客，如陈立夫欲提名充当协会主任秘书的荆有麟之流，更经常以“看望老朋友”为名，在协会各处乱窜。

 

处境危艰

 

    父亲与郁文哉先生应是在重庆时就熟识的老同事。据郁蓓、郁蕾讲，郁先生于1940年到协会任会刊专职编辑，较父亲约晚一年。最初，会刊编辑部所属的杂志委员会，是与郭沫若主持的研究委员会，李德全主持的妇女委员会，闫宝航、王炳南主持的财务委员会及张冲任校长的俄文专修学校并列的部门，由王昆仑任主任，父亲、侯外庐、郁文哉等任编委。

 

    后来，由于会刊容量小，难以如周恩来期望的那样，将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及时翻译出版，作为打击日寇的精神武器推介给国内读者。父亲他们向孙科建议成立编译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两套丛书——“苏联文艺丛书”和“苏联社会科学丛书”。

 

    孙科同意后，又增设了编译委员会，由父亲和西门宗华担任正、副主任，分别负责上述两种丛书的编译与出版工作。但父亲仍是会刊编委。

 

    记得2001年，我拜访88岁高龄的葛一虹老先生时，他回忆说：“那时，我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但与曹老同是《中苏文化》的编委，常在一起筹划，彼此很快就熟悉了。”并说，“我，戈宝权同曹老，由于同事、同好，又都只埋头工作，不喜官场应酬，自然成了好友，时常不期而遇地从张家花园、化龙桥聚在曹老那间斗室。”

 

    而从郁蕾编纂的《郁文哉生平》得知，早在1933年10月，郁文哉就同葛一虹等近百名上海左翼学生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郁先生在我印象里，正如葛一虹先生所说的那样——是正派、耿直、勇于担当，“只埋头工作，不喜官场应酬”的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为避免更大损失，周恩来迅速将重庆、桂林一批进步人士，包括茅盾、老舍、艾青、戈一虹等疏散到延安、香港。但重庆也需有人坚持工作，父亲根据周恩来“就地隐蔽”的指示，到友人所在歌乐山的一所小学，化名代了近两个月课，并插空翻译了法捷耶夫的《小鸟》等文学作品。

 

    而郁文哉奉命主持会刊编辑、出版工作，为保证刊物按期出版，他不得不在人少事多、时局又动荡不定的时刻，废寝忘食，以不同笔名撰写文章，弥补稿量的不足。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不幸再次被捕，后经孙科出面才获释。

 

    父辈们当年就是这样。他们在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为着共同的理想与信念勤奋工作，相互间结下的这种真诚情谊，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实在令人艳羡。

 

    协会“复员”南京后，父亲和郁文哉仍分别主持丛书与会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似乎成为南京驻会人员的两项中心任务。过去我只知道，父亲为编辑丛书，经常与BOKC、各出版社及叶以群、戈宝权等其他编译委员会成员商洽，而BOKC常设机构、各出版社及叶以群等人又都在上海，因而须经常往返宁沪之间。

 

    当时年幼，对郁先生工作情况不甚了解，这次与郁蓓姐妹交谈后方知先生除编辑会刊外，还“与葛一虹等在BOKC直接领导下，成功策划、组织了一系列中苏文化交流活动；并以‘天下图书公司’名义，在上海组织秘密编辑部，印行研究委员会的《苏联研究丛书》等进步书籍”，为此也常往返宁沪两地。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协会不少工作与活动并非因经费减少，人员缩编、分流而取消，而是转移到更为适宜做这些工作与活动的上海。如原由郭沫若主持、协会研究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苏联研究丛书》的工作，“复员”南京后并未停止，而是由葛一虹、郁文哉等通过另外的渠道在继续坚持。

 

    而那“一系列中苏文化交流活动”，我想正是协会在重庆经常举办的座谈会、展览会、电影晚会等。如前所叙，在我的记忆中，协会迁到南京后，这类活动一次也未举办过。这不仅仅因为人力、物力、财力所限，就是举办了，也难以收到像上海那样的影响与效果。

 

    而这一切，自然都离不开周恩来同志全面、细致的领导与策划，令我们不能不感慨他的机敏，睿智与高超！

 

    按美蒋既定方针，内战在苏皖、苏中、晋冀鲁豫全面打响。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占领华北重镇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公然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并筹划攻占延安。11月底，为抗议蒋介石背信弃义，周恩来奉命撤回延安。1947年3月，董必武率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处成员撤离南京。

 

    百姓的生活并未因“伪国大”召开和“蒋委员长”变成“蒋总统”而改善。相反，国民党贪官与奸商相互勾结，横征暴敛，囤积居奇，贫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饥民蜂拥而至，砸开米铺，扛起米袋就跑”的“抢米风潮”，像烈火一样，由南京一处一街，迅速蔓延到全市，蔓延到上海、武汉、广州、重庆……并由抢米、抢面，扩展到抢布、抢油。

 

    饥民风潮与大中学校“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同情与响应，罢工、罢课、罢市几乎席卷了“国统区”各大中城市，成为协同东北、西北、晋冀鲁豫各解放区军民全面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战场。

 

    国民党越穷途末路，越像疯狗一样张牙舞爪，自从中共代表处撤离后，协会处境越发危艰。恐吓信、恐吓电话更加频繁，信中除粗暴恐吓外，还画有手枪，或装一粒子弹头。协会周围，特务狗腿、眼线明显增多，我们姐弟出门，身后也长起“尾巴”。连房东也抱怨：“出门后面总有人跟着！”

 

相机撤离

 

    1948年2月，台湾编译馆馆长许寿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噩耗传来，父亲不禁连声长叹，因为许赴台前，父亲曾劝阻过，但他还是去了。李何林先生像当年不顾个人安危悉心料理闻一多、李公朴二位烈士后事一样，料理完许寿裳后事后，方离开台湾，于同年4月取道南京设法前往解放区。

 

    两位老友相见，李何林诉说国民党特务杀害许寿裳的龌龊手法，同杀害闻、李二人时如出一辙。他还谈到蒋介石正加紧“整肃”台湾进步势力，修复台“总督府”，显然是“打扫庭院”，为溃败台湾做准备。他说：“现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反动派狗急跳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还是早为之计，去解放区为好。”父亲笑答：“你先走一步，我会安排的……咱们再见面，应是阳光明媚的早晨了！”

 

    1948年5月，李何林抵达北平，经吴晗介绍去了解放区。那前后，父亲与戈宝权、郁文哉、葛一虹等也已接到党要他们“相机撤离”的指示。父亲在致戈宝权信中说：“气候恶劣，身体不适，何时离会休养，不可知。但时在准备中。”由于父亲常出差上海，我并未在意。这次去前，曾多次叮嘱我们姐弟：“要多听妈妈话，外面乱，没事不要出门。”还特意叮嘱我：“你个头快赶上妈妈了，很快就成大人了，不能总是贪玩！”

 

    那时，我只当父亲去了上海，协会有人问我，我也这样说。但时间长了，总会引人疑惑。问母亲，母亲讲：“再有人问你，你就说爸爸从上海回河南老家看爷爷去了。”

 

    一天，郁文哉夫人刘惠阿姨悄悄告诉母亲：“曹师母，那个荆有麟又来协会打听曹先生到哪儿去了，我说，听说他回老家了，他又问回老家干什么？我说，奇怪了！回老家还能干什么？孝敬父母呗！”母亲说：“他刚在我这儿磨叽半天，我问他，你找老曹有什么事？他说，没事，老朋友，看看。见他还磨叽，我就说：等老曹十天半个月从老家回来，让他去看你，才把他轰走。”

 

    显然，父亲的“失踪”，让荆有麟这类一贯伪装“进步”的文化掮客头疼不已。其实，父亲回河南，只是托词。就在党要他“相机撤离”时，他收到过的恐吓信中，有一封是一位身陷特务机关却天良未泯的青年人给他写的，告诉他已被列入黑名单，要他“迅即远走”。

 

    而父亲也正巧收到北平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邀他去任教的聘书，他便像平时那样以去上海公干作掩护，只身北上了。

 

    那段时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1948年9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应中共中央邀请回国共商国是，不幸因所乘客轮失火遇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把“参加中苏文化协会活动”，列为其“叛党、叛国罪行”。这对协会震动不小，大家议论纷纷：“怎么这么瞎说呢？协会名誉会长孙夫人是国母，会长、副会长孙科、邵力子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和委员，难道他们也‘叛党、叛国’？”也有人说：“许多国民党高官如陈立夫，也参加过协会活动，又该怎么算呢？！”更有人建议找邵力子讨个说法；也有人说应要求《中央日报》更正道歉，后来也都不了了之。

 

    但是，这给了大家“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紧迫感。连房东一家也为与协会“拉开距离”，时常家门紧闭，院里再难听到我与房东孩子相约时的口哨声了。

 

    “风声”紧时，母亲担心夜里特务到家中捕人，听说郁文哉先生带郁蓓去了上海，便问刘惠阿姨，夜间可否让苏玲和我去她那儿借住？为的是万一特务来家，由她一人担着，休想把我们家斩草除根。刘阿姨爽快答应：“没问题，那还能和我做伴呢！”

 

    那是我们第一次走进郁先生家，也是第一次亲近刘惠阿姨。开始难免有些拘谨，苏玲和她聊金陵女大，聊电影《魂断蓝桥》，我插不上嘴，觉得挺别扭，但后来很快化解了。他们家有台收音机，当时是稀罕物件，电台有个“听众点播”节目，可随意打电话点播《松花江上》等电影插曲，她们想出一个歌名，就让我去“点播”，我也乐此不疲。

 

    特别是当夜深人静，窗外再无脚步声，我们便将耳朵贴近收音机，凝神屏息地聆听解放区的广播。平日所见所闻都是国民党的宣传，尽是：国军某某战役大胜，毙伤、俘获共军官兵××人……刘惠阿姨说：“如果把报上的‘战报’统计一下，每个共军早‘死’过几次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早为百姓讥为笑谈。而从解放区电台却能听到真相，一个个喜讯，令我们欣喜万分。

 

    当时，“偷听共匪广播”是要掉脑袋的，那种冒险、兴奋又刺激的感觉，令我们振奋不已。第二天一早，便急匆匆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母亲，她听罢总不忘叮嘱：“千万不要随便讲。”我也骄傲地回答：“那当然。”仿佛自己一下子成为大人。

 

重新欢聚

 

    由于时局发展很快，父亲在清华稍事安顿后，便急催母亲北上。那一阵，母亲表面与往常没什么变化，实际却一直在为筹措北上的事忙碌。父亲信中嘱咐：邸景和先生孤身一人，为人又老成、忠厚，倘他愿意北上，可与之同行。母亲征求邸先生意见，他说：“这几十年我一直追随曹老师，他既已到北平，我也愿随师母北上。”

 

    就这样，邸先生与我们一起忙着准备，父亲的书籍就是他帮着找木板钉成木箱运回的。当时，父亲北上时曾向戈宝权“蒙借十元”应急，母亲为筹措路费，只好便卖首饰。记得我曾陪母亲去莫愁路一家叫“济平典当”的当铺，有人凑过来问：“小把戏，跟大人来当东西？”我模仿母亲的口吻回了一句：“物价天天涨，总得吃饭呀。”那人悻悻地走了，母亲说，可能又是个盯梢的。

 

    由于我们行李多（主要是父亲的书籍），只能选择由海路这种最经济的方式北上，订票等繁杂手续都是郁文哉夫妇托他们在上海申新九厂的亲戚帮着办的。我不知他们这位亲戚的名字，只记得她当时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少妇，风姿绰约，待人却十分随和。有一次，她来协会看望郁文哉夫妇，刘惠阿姨特意来家里和母亲说，那位亲戚带了相机，可以给我们拍照。我们随父母去院子里，她为我们拍了合影，又分别拍了单人照。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一家到南京后第二次拍照。第一次是1947年1月，父亲得知中共办事处将被迫撤离，特意和母亲商量用周恩来在重庆时送的一块灰色粗呢料给我做了一套制服，10岁生日那天让我穿上，全家一起去新街口一家照相馆，拍过一张“全家福”。

 

    正如父亲在散文《永生的人——怀周恩来同志》中所写：“让他穿上，我们可以时刻见到，时刻从内心感受到党对我们的深情。这深情是巨大的动力，它时刻激励着我们，在当年遍野的荆棘丛中，昂首阔步，按党指引的方向，奋然前行。”因为这呢料是抗日战争极困难时期，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养羊、纺线织成的。

 

    六十多年来，这些照片一直被我们珍存。

 

    遗憾的是，我只记得郁文哉夫妇的那位亲戚在上海申新九厂工作，母亲当时随刘惠阿姨称她“小姑妈”，她也都亲切回应。这次我还寄望于郁蓓、郁蕾能记住些大概，但她俩也不知她的姓名。郁蓓只记得她们搬到北京后，母亲桌子玻璃板下还有一张她的照片，“文革”中担心“造反派”抄家惹祸，想把它取出，但时间太久，照片同玻璃粘连一起，不经意间把照片扯坏了。

 

    关于这位“小姑妈”，还须再赘言几句：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与邸景和先生一起到上海乘船去天津，也全依仗她的关照与安排，否则，在当时那种混乱局势下，我们难以那样顺利地登上已是最后一班的北上客轮。

 

    在我们离开前后，被父亲视作可推诚相予的患难之交：戈宝权、葛一虹、郁文哉、叶以群……都根据党的指示，先后挣脱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待重新欢聚，已是满城欢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阳光明媚的北平了。

 

    而今，同郁蓓、郁蕾两姐妹一起翻阅我们珍存了六十多年的照片，又不期然地回忆起那段毕生难忘的艰苦岁月，去体味与感受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激烈搏斗，去体味与感受父辈们之间那种推诚相予，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战斗情谊。

 

    (彭龄，作者为曹靖华之子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