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新话 善说新话

    《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是一本讲述外交工作的书。全书引人入胜之处很多，大大丰富了读者对中国外交的了解认识。其中，外交工作要敢说新话、善说新话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戴秉国同志在书中谈道：“战略对话不同于一般外交磋商，常规性问题不是对话的重点，必须与时俱进地研究、思考涉及国际形势、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中的重大的、全局性、宏观性问题，并力求在对话中加以探讨。”既然战略对话是这样一种就战略问题进行的思想交流，那么战略对话的“操盘手”说什么样的话就成了对话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在新的对话平台上还照着过去的“谈参”念稿子，无异于“穿新鞋走老路”，是无法达到形成战略共识的目的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戴秉国同志说的新话，很多在以前有关中国外交的书籍中看不到的话。在战略对话中，戴秉国同志对各国的对话伙伴说自己依然不太富裕的家乡，也说自己因贫困早逝的兄弟姐妹和同学；说中国的基本国情，也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说苏联解体的教训和中苏两国两党的不同，也说世界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总之，他把新话说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对话伙伴不仅听到了，也入心了。战略对话的开展增进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互信，成功地化解了不少危机和难题，为中国外交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戴秉国同志之所以敢于说新话，善于说新话，首先是由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戴秉国同志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早年生活环境的艰苦、求学道路的坎坷超乎人们想象。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给了他一笔特殊的财富：平民意识和乡土情怀。而这正是从事外交工作的人乃至所有的中国公务人员所必需的。平民意识和乡土情怀让戴秉国同志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让他挚爱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也让他能够以真心和真情向世界介绍中国。真心换来的是理解与信任，真情换来的是友谊与合作。

    戴秉国同志之所以敢于说新话，善于说新话，还在于他勤勉的工作方式。很多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起来都谈到这样一点，那就是戴秉国同志在与外方进行会谈之前，都要根据已有的材料自己撰写谈话稿或谈话提纲。戴秉国同志在书中回忆为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赴美进行穿梭外交时有这样一段记述：“本来，朝鲜之行已经把我弄得很疲劳了，到华盛顿的那天晚上，我又只睡了两个小时，躺在床上一直在琢磨这些事。想到哪句话有点意思，或哪些意见比较重要，就马上起床，记到纸上，免得忘了。”这就是那些新话产生过程的真实写照。这样拼命工作的结果，书中也有记述：“我7月19日晚上回到北京，下飞机时，困得不得了，眼睛都睁不开了，一睁开就闭上，已经不听使唤了，实在是太累了。”新话背后蕴含的艰辛，读者应该已经知道了。

    戴秉国同志敢于说新话，善于说新话，更在于他勇挑重担的使命意识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说旧话、说套话是不会犯错误的。而戴秉国同志在担任中国政府特使的时候却常常这样追问自己：“封一个‘特使’头衔给我，我拿什么‘特别’的话去跟人家谈呢？”就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促使他忘我地工作，竭尽全力与对话伙伴进行思想的碰撞、智慧的交锋，使他作为“大写的中国人”赢得各国对话伙伴的尊重。说新话是有风险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促使戴秉国同志说新话的精神动力是他对中国外交事业的忠诚。

    可以说，《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是一本“说新话”的书，这些新话也是真话、实话。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读一读这些新话吧。它是戴秉国同志半个世纪外交工作的经验总结，是一个古稀老人的心血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