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盗文物 要打击更要预防

    4月14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安部部督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进行了宣判，以姚玉忠为主犯的一批犯罪嫌疑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然而，有识之士指出，红山文化大案的宣判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制约文物保护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没有破除，考古跟在盗墓后面走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文物保护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追回不足以弥补盗掘造成的损失

    玉猪龙、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方形玉璧……朝阳市公安机关破获的“11·26”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件，一举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其中一级文物就有248件，二级文物142件，三级文物262件，一般文物1411件，系新中国成立以来追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很多文物是首次发现，填补了考古发现的空白。

    有人认为，公安机关已经挽回了损失，但事实上，对于文物来说，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尤其是在黑市上的价格根本无法体现出它的真实价值。何况，文物除了其本体作为物质的经济价值，还有其在地层中的摆布位置、存放情况等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对遗址建筑结构和内部的任何一次移动都会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姚玉忠等盗掘团伙虽然号称智能盗窃团伙，但其盗掘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挖掘既简单又粗暴。甚至，在盗掘团伙因分赃不均而内讧时，姚玉忠竟气急败坏地将一件5000年前的文物摔得粉碎。所以说，对于偷盗文物，打击固然可喜，但预防更为关键。

考古跟在盗掘后面跑的现状未变

    去年以来，在朝阳市龙城区召都巴镇尹杖子村半拉山顶，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包括石雕人头像和陶塑人头像，尤其是在一处墓葬出土了一件带有兽首形柄端饰的石钺，说明红山文化到最后时期已告别了神权独尊的时代，走向了军权和王权时代，距真正意义上国家的产生仅一步之遥了。

    就是这样一个蕴藏着丰富历史信息，甚至写着国家产生密码的遗址，也是在这伙盗墓贼盗掘之后，考古专家才紧急进入现场，做抢救性挖掘的。

    据考古专家介绍，目前的考古除了适应国家、地方重大工程建设需要进行的挖掘，再就是发现盗墓之后进行的被动性挖掘，主动进行的考古挖掘并不多。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而不正常现象长期存在得不到解决，就显得更加不正常。

文物执法的“两张皮”现象仍存在

    多年以来，文物执法的“两张皮”现象一直存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主动性很强但能力有限，公安机关执法力度够大但又因其他业务繁重而经常无暇顾及，双方往往难以形成合力。

    朝阳公安机关这次打掉的盗掘犯罪团伙有1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共225名，其中既有盗掘惯犯，又有考古专业人员、文博人士、基层干部和农民。几乎人人都把文物当成“唐僧肉”。

    面对如此多的觊觎“唐僧肉”的“妖魔鬼怪”，公安机关和文物管理部门无不感到捉襟见肘。朝阳公安机关这次集中人力物力打歼灭战，在全国只是个例而不是通例。

    事实上，朝阳市已公布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达6213处，而朝阳文保分局仅有十几个人。如果不是举全局之力，甚至是举全省公安之力，红山文化大案的全面告破几乎不可能。要让每一件文物都得到有效保护，要让每一个染指古文物的人都得到惩罚，除了行政机关举全局之力，还必须建立健全文物保护与管理利用的体制机制。

    记者希望，有关部门应当应时而动，切实改善文物管理与保护的体制机制，架设人民群众全员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制度通道。只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的不法之徒才没有可乘之机。

    （本报记者 毕玉才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