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妇女

    一般来说，当人们肯定美国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时，都极力赞扬二战对提高美国妇女地位的作用，认为二战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又一个转折点和“春天”。然而，同样存在的事实是，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制度并没有在二战中消失，性别歧视现象与妇女对二战的贡献相伴而行。其实，妇女作用的彰显和地位的改善只是战争的间接结果，战争的本质从来不是以改善女性地位为目的。

    自古以来战争都被认为是男性较量的场所，所谓“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传统长期将美国妇女排斥在战场之外。所以，在二战前的美国历次战争中，妇女从未被国家征召入伍。然而，战争所拥有的政治意义会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包括女性）的爱国主义激情。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参战后，美国妇女立即以女公民的身份，公开提出为国家效力、参军入伍的请求。经过艰难斗争，国会终于在1942年5月通过了建立陆军妇女辅助军团的法案。美国妇女首次以准军人身份进入所有需要并适合女兵担任的“军职专业”岗位。1943年7月，国会又通过了建立陆军妇女军团的法案。从此，妇女获得了陆军部队真正的军人身份。这标志着妇女传统性别角色的转换。

    妇女一旦占领陆军这个滩头堡，其他军种也向妇女敞开大门。1942年7月，海军建立了妇女自愿紧急服务队；11月，海岸警卫妇女预备队产生。1943年2月，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妇女预备队；8月，创立陆军妇女航空队。除了陆军妇女航空队始终保持平民性质外，其余组织都成了真正的军队。此外，二战前就已经存在的陆军护士军团和海军护士军团也被接纳为军队的一部分。起初女兵在国内服役，随着战事需要，她们被派往海外。大部分被派往欧洲战场，其次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然后是在北非、东南亚、中缅印、中东、加拿大、波多黎各等地服役。虽然她们并没有作战指挥，只是协助军队做勤务工作，但是却在如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一，后勤保障。由于男兵被大量调往战场，女兵就用来填补空缺的文职工作、后勤工作和预备役，以解决人力的匮乏，结果女兵囊括了几乎所有非战斗性的工作岗位。无论何种工作，她们都表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第二，救死扶伤。女兵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护理伤员。美国二战时期的护士女兵人数众多，她们常常冒着敌军炮火坚持手术，每天工作10～12小时。“从北非到诺曼底和安齐奥都有护士在滩头阵地进行救护工作。”“她们忍受了无情的轰炸、炮击、海上鱼雷的攻击”，有255名女兵英勇牺牲。女兵完成了男兵不能胜任而战争不可或缺的工作。故而有人说，仅海军妇女队的力量就相当于10架飞机、10艘战舰、50艘驱逐舰和28艘巡洋舰。

    应该说，参军参战只是少数妇女支援战争的方式，大多数妇女是在后方以从事工业生产和其他职业的方式为二战效力。二战前，美国妇女职业已经取得很大发展，但是主流价值观仍然认为妇女的位置是家庭，已婚妇女不应外出工作。一般高薪技术职业和重工业部门都拒绝录用妇女。然而，随着战争对战略物资的需求猛增和上百万男子应征入伍，劳动力短缺，急剧膨胀的工业生产在吸纳了几乎所有能工作的男子后，发现不得不雇佣妇女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在爱国的号召和高薪的吸引下，成千上万的妇女走出家庭，被迅速推进了劳动力市场，制造了美国妇女史无前例的就业规模。在整个二战期间，有600万妇女首次参加工作，就业妇女总数达到近2000万。妇女劳动力从1940—1945年增加了50%，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由25%上升到36%。她们不仅占据着传统的女性职业领域（服务业、轻工业、初等教育），而且进入了传统男性职业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进入白领职业领域。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约100万妇女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工作，女职员比男职员增长快4倍，联邦政府的女雇员达到了38%。同时，各生产企业也增加了对文秘和管理人员的需求，有教育背景的妇女被大量雇佣。第二，进入重工业部门。最突出的是交通运输业，女工在工人中的比例从1940年的5.7%增长到1944年的24.4%。其中，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最典型。战前造船业不雇佣女工，到1944年女工比例已达到10%。飞机制造业几乎变成了“妇女的领域”。新职业领域的开辟不仅改变了妇女职业结构，由低层次职业（低薪非熟练工作）转向高层次职业（高薪熟练工作），而且也改变了女性劳动力的构成。由于未婚妇女不足以支撑生产，政府和工厂不得不打破传统大量雇佣已婚妇女，并最终取代未婚妇女成为职业妇女的主体。妇女支撑着整个制造业生产，她们每天延长工作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生产记录。此外，妇女们还自发在后方以其他方式来支援战争。她们积极自愿加入红十字会，做各种服务工作。 

    美国妇女对二战的贡献向社会显示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了性别角色的转换：由家庭妇女转为职业妇女，由女性职业转向男性职业，并从事实上证明了战争无法让女人走开。然而，这并非战争本意。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政治的特殊形式。而政治历来为男性所主宰，他们是战争的主导者和主要承担者，女性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战争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女性需要放弃自己的利益以助手身份去协助男性赢得战争胜利。其结果，不仅无法废除男性的特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反而保卫和巩固了男性的政治地位与统治现状。与此同时，我们又会看到，女性对战争的参与常常发生性别角色转变的“意外现象”，而这又违背了男性的初衷。作为战争主宰的男性似乎处于一个矛盾境地：既在客观上需要妇女，又从主观上排斥妇女。于是，在战时美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是美国官方和主流社会积极动员妇女参军参战，走出家庭承担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在行动中实行性别歧视。有大量事实显示，美国政府利用报刊、杂志、广告、海报、宣传册子、文学作品、电影等各种新闻媒体来动员妇女担当女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将妇女的一切工作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意义，以此传播“工作的妇女越多，我们获胜就越快”。但妇女性别角色的改变只是暂时现象。实际上，当他们号召妇女参战和从业的时候，就一再强调妇女地位的暂时性，并向人们保证，非常时期一结束，妇女自然会回归传统角色。为此，一些企业有意识地雇佣军人的妻子来代替她们出征丈夫的工作，以便于战后她们心甘情愿地把工作交给自己的丈夫。显然，这样的主观意识必然带来性别歧视的行为。所以，在妇女参军从业的时候，各种性别歧视现象就不断涌现。例如，为了男飞行员的利益拒绝授予女飞行员军人资格；男兵蔑视女兵；陆军女兵的最高军衔只能是上校等。在工作中，同工不同酬，女性与男性相比没有同等的提升机会。女工接受的职业技术训练比男工少，特别是黑人妇女基本被排斥在较高层次的工作之外，她们遭到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

    虽然妇女利用战争的非常时期打破了性别分离的劳动模式，获得了公众对妇女就业和参军的赞同，但这仅限于战时。战后伴随人们恢复和平局面的希望，常常出现回归传统的思潮，即“妇女回家去”的现象。因此，战争从本质上无法真正有效地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但是，就妇女突破女性角色、进入男性领域来说，战争又在客观上间接改善了妇女地位。妇女对新职业的体验的确有助于战后妇女对权利的追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