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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14日 星期四

    劳马:笑亦载道

    作者:李苑 刘亦凡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14日 10版)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大学里的“教授”头衔,就像悬在树上鲜嫩欲滴的果子,让树下集结的教书人垂涎三尺,都巴望着能捧在手心尝上一口。无奈僧多粥少、竞争激烈,果子一年一成熟,尝到的人毕竟是少数。

     

        老莫苦熬几十年,终于在花白了头发之后,成为吃到果子的幸运儿,进化成同事口中尊称的“莫教授”。既然当了教授,举手投足间便要有些彰显身份的变化,老莫选择了咳嗽。无论讲课还是发言前,他总要礼节性地咳几声,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尊严。听讲者也对此行为报以理解的微笑。

     

        谁料咳嗽竟渐趋不可控,直至影响到讲课、发言的质量,令同事和学生颇为不满。老莫心生疑惑,忙赴医院检查,医生向他撒了个善意的谎,只悄悄告诉家属是肺癌晚期。

     

        莫教授一生只痛痛快快地咳了三个月。

     

        这个令人捧腹、唏嘘而后又陷入沉思的故事名叫《咳嗽》,刊登在1999年第十二期的《短篇小说》上,是作家劳马最早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小说作品之一,也代表了其小说创作的一贯风格:引人发笑,同时又发人深省。

     

        劳马,本名马俊杰,现就职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是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以短篇小说见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哎嗨哟》,中短篇小说集《傻笑》《个别人》《情况反映》《某种意义》《有意思》等,散文集《笑亦载道》和《远看是山,近看是树》,话剧作品集《巴赫金的狂欢》等。

     

        2014年,以短篇小说、微小说写作而著称的劳马,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并成为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他的小说先后被翻译成俄文、蒙古文、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俄文等十几个语种,即将出版的还有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语言版本,共计约二十余个语种。一位知名评论家惊叹:“劳马的小说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却是被翻译得最多的之一。”

     

        劳马,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坛“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文学与哲学

     

        虽属“非著名”,但劳马却早已凭借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收获了文学界的关注和肯定。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说,劳马作品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四个“自己的”: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叙事。

     

        而对于劳马本人来说,创作风格的独特和可辨识性非常重要。他打趣当下文学的同质化,已经到了“把封面上的作者信息一遮,就分不清谁是谁”的地步。

     

        在被问及创作风格的确立过程时,劳马的回答简练干脆:“一写就这样,不是跟谁学的。”他说这种自然的禀赋,源自于非文学专业的出身。

     

        1962年,劳马出生于大连市金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在亲人的影响下,他很早便开始接触文学:五岁时跟着爷爷认字,听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八岁上了小学,不到一年就能阅读小说《烈火金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文化普及率低,能“识文断字”的他,总被大人们拉去撰写顺口溜、发言稿、朗诵词,肩负着“重大的”宣传任务。从那时起,劳马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期待着有一天能“通过写作去幻想,去虚构,去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1980年,19岁的劳马参加高考,拿到了全县文科第一。怀揣作家梦,他把北京大学中文系视为目标,志在必得。

     

        然而生活处处有偶然。

     

        报志愿那天,劳马坐在长条凳上填表,校长恰好经过,就瞥了一眼这个“好苗子”的志愿。

     

        一看劳马填了北大中文系,校长二话不说,抽过志愿表就扔掉了,“命令”他重取一张,在上面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我那时候孤陋寡闻,不知道有中国人民大学,光知道有中国人民银行。”劳马笑道。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寐以求的专业。这个学校的学生一毕业,至少是一个县长!”校长的一番话,让劳马对这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大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老感慨了!”他用东北方言说,“县长咱没见过,得多大官啊!老师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改,就这么着选了中国人民大学,进了哲学系。”

     

        当年九月,揣着对大学“像皇宫一样”的幻想,劳马踏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

     

        谁知,眼前的景象让劳马惊呆了。“我一来这儿,哎呀!学校破烂成什么样了!就像被飞机炸过一样!”

     

        劳马不甘心,又去了趟心仪多年的北京大学,那里优美的校园环境,打击得他“精神恍惚了半年多,一直想退学,每天都特别沮丧”。

     

        “李敬泽、张颐武……我本来应该和这些人成为同班同学的。”劳马有些感慨,“如果当时校长不在那儿,我的人生或许就不一样了。”

     

        所幸的是,尽管人大的硬件设施简陋,但哲学系的课程却散发着巨大魅力。随着学业深入,劳马不得不承认,校长的选择是对的——人大哲学系确实厉害,它教会人思考。他对哲学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热爱走向痴迷。

     

        多年以后,已走上教师岗位的劳马重新接续起年少时的文学情结,动笔写下一篇篇小说。直到此时他才发现,哲学作为思维的工具,已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风格,而这种影响,正一笔一画地流泻在面前的方格纸上。

     

        在代表作《抓阄》中,劳马讲述了一个充满哲思的故事——

     

        “非典”时期,某科室需抽调医生赴一线参与治疗,为了让同事们不为难,科主任提议抓阄。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展开了一张张空白的纸条,最后轮到主任,他直接宣布自己去一线。后来同事们才明白,主任准备的纸条全都是空白的,他早打算好了去一线,所以才没有展开。诡异的是,“非典”结束后的全院表彰大会上,主任却没有获得荣誉,因为他被同事举报,上一线缘起于抓阄。

     

        通过“抓阄”这个不合理的行为,劳马点亮了一种人性的光芒;而通过“反抓阄”这个看似合理的行为,又照出了某种人性的暗影。合理与不合理,光芒与暗影,透过这些具有反讽意味的矛盾,劳马对生活哲学性的思考跃然纸上。

     

        细想起来,劳马创作的每一个故事背后,都隐藏着哲学性的思考。如果没有这些思考,就不可能对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之事,有着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解构;如果没有故事中夸张而荒诞的写作手法,也就无法彰显“笑”的叙事背后,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作家们追求“文以载道”,对于劳马来说,笑,亦可载道。

     

    趣味与意味

     

        15年后,《咳嗽》再次被收录进劳马最新的短篇小说集。这部名为《有意思》的集子,给了他一个“非著名幽默小说家”的定位。集子的腰封处,印着作家阎连科的话:“读劳马小说会率先被他鲜明的幽默击中,正如被带着笑声的飞箭射中痒处,从流出的鲜血中开出美艳的鲜花。”

     

        幽默——这个由林语堂音译的舶来词,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本土化,已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代表着一种备受推崇的能力和品质。人们读劳马,率先蹦出脑海的印象就是“幽默”。但对于以“幽默”为关键词的诚恳赞美,劳马是谨慎而回避的。

     

        “我喜欢用‘笑’这个概念。”劳马说,“笑并不等同于幽默,它比幽默更丰富、更宽泛。”

     

        在劳马看来,幽默作为笑的亲戚,是力图让笑走向高雅和精致的努力。而笑一旦变成幽默,它无穷的生命力就被压制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通常对笑抱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它是肤浅的。在儒家“文以载道”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用严肃、宏大甚至苦难的叙事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于是笑的叙事越写越窄,能够轻松驾驭笑之批判性的作家,也越来越少。

     

        “对我而言,我希望写出那种哈哈大笑式的、无拘无束的,具有冲破一切陈腐的巨大能量。”劳马说,他将这种希望进一步浓缩成“两味”——“哈哈大笑”的“趣味”和“冲破陈腐”的“意味”。

     

        劳马做到了。

     

        透过他的小说,我们认识了为能在“讲求学历的社会里”“自杀得有面子”而苦读的博士,为拿到新闻线索奖励而在消防中心纵火的新闻系学生,一再标榜无意为官死后却差点成为自己“治丧小组组长”的大学老师,仅仅因为县长参加了自己的追悼会就名垂县志的普通农民……

     

        而认识他们的过程,就像观看一场精彩的近景魔术。你总是先被劳马手上出神入化的白描动作吸引,进入夸张的喜剧氛围之中,随故事的推进感受越来越强的张力。不经意间,文至高潮,张力爆破,故事突转,包袱抖出,你兴奋得哈哈大笑,鼓掌欢送魔术师退场。而只有合上书页,一个人回味时才恍然大悟:故事里或虚伪,或矛盾,或迂腐,或做作的主人公虽然面目模糊,但他们的身影就悄悄藏匿在我们周遭。

     

        阎连科这样评价:“钱钟书的幽默是学出来的,而劳马的是笑出来的,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他塑造出的人物和故事,让人在阅读时,抑制不住嘴角上扬的冲动。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这样想象着劳马的写作场景:一位教授,下班之后隐身在他的密室中,借着一盏昏灯偷偷地写小说,在这样的小说中表达他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在幽暗中发出窃笑。而这种“黑暗中的窃笑”,并非贬义,是对劳马写作和小说的一种褒奖:不涉足文坛,却从未远离文学;游离于事件之外,却对社会现实洞如观火。

     

    大奖与梦想

     

        自从加入人大学生文学社,在入社考试中写出短篇小说《抓周》以来,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劳马积累了大量成果。相比于少量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他把更多的故事写在笔记本上,放进了抽屉。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文学市场,中长篇小说始终占领着关注、奖项和出版的“高地”。专注中短篇,特别是微型小说创作的劳马,始终没有被引起关注。他说,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不是为了得奖、出名,只为完成童年的梦想,弥补一些遗憾。

     

        无心插柳柳成荫。2014年,这位“非著名小说家”意外获得了“非著名文学奖”——蒙古国最高文学奖。蒙古国最高文学奖设立于20世纪40年代,获奖者被授予荣誉奖状和勋章。

     

        “这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小概率事件。”劳马打趣说。在译者森·哈达通过年度小说评选发现劳马,并向他表达翻译意向时,劳马还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这个奖项全无了解。

     

        在人口仅相当于中国二三线城市的蒙古,劳马的小说印了一千册,数量不多,影响力却不小。

     

        听到获奖的消息后,森·哈达通知劳马要加印作品,他甚至比劳马还要兴奋——第一次翻译小说,就获了国家大奖,一跃成为“著名翻译家”,这让他觉得非常有面子。

     

        蒙古人一高兴就喝酒,森·哈达那些天经常处于醉态。有一天,森·哈达又喝到兴起,劳马看着他这么开心,就打趣道:“我是不是当上你们的海军司令了?”众所周知,蒙古国不靠海。没想到,本已微醺的森·哈达突然严肃起来,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蒙古虽然没有海军,但我们有文学。”

     

        森·哈达所言非虚。

     

        依照惯例,文学奖都是一年一次,按届来评,但蒙古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却非常独特。评委会认为,按届评本身就不够公平:如果两三年里没有出现好的作家和作品,评出来就是充数;如果一年里集中出现了两个优秀的,舍弃谁都是浪费。所以为了保证奖项的权威性,该奖项采取不定期评选。

     

        事实上,新世纪的十几年里,只有三个人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劳马之前,分别是日本作家谷川俊太郎和韩国作家高银。而前两位是在世界文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作家,都是劳马心中的“偶像”。

     

        在向评委会介绍中国文学时,劳马说:“我实在不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中国优秀的作家有很多,比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你们是不是评错了?”评委笑着回答:“我们是不会评错的,如果评错了,也是莫言的诺奖评错了。”一句玩笑话,表达的是对劳马的充分肯定。

     

        颁奖辞这样写道:“他(劳马)的小说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是我们接触外国文学所罕见的,在世界幽默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在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又使我们能够在作品中读到自己,读到世界。”

     

    交流与沟通

     

        用森·哈达的话说,劳马作品在蒙古国的销售状况“可以与马尔克斯比肩”。这让森·哈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因为在这之前,中蒙虽为邻国,文学交流却非常少,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翻译了鲁迅、郭沫若的部分作品,其后又陆续翻译了李白、杜甫的部分作品。对于当代作家,蒙古国人也只知道莫言。

     

        “现在劳马这样受欢迎,土耳其都主动来签约,想要翻译劳马的小说。”森·哈达高兴地说,“因为蒙古文与俄文基本相通,土耳其及这一众西欧国家同属于一个语种,交流起来没有困难,也就容易推广。”

     

        紧接着,在继蒙古文之后,劳马的小说陆续被翻译成越南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俄文等十几个语种,即将出版的还有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七八种语言版本。

     

        实际上,多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想要走出去,但目光几乎都盯在英、法、德等语种上,更多希望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注意,而其他语种几乎都被忽略了。用一位文学评论家的话说,“劳马的成功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视界”。

     

        对于如今的备受关注,劳马很谦虚,认为其小说畅销是赶上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激发了沿途国家渴望了解中国的好奇心。因为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最便捷的通道,也是观察一个民族心灵最直接的窗口。“我的那些小故事,抗译性较弱,篇幅短小,不涉及中国繁复的历史和深奥的典故,文字浅白易懂,且具有一定的幽默感和可读性。”劳马说。

     

        而劳马小说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主人公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这非常少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认为,劳马的创作堪称是书写了“新儒林外史”,因为他笔下的人物,90%都是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很复杂,劳马对他们的感情也很丰满,既有温柔理解,也有讽刺同情。可以说,劳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谱系,以后的创作可以将其作为素材,再接着写下去。”

     

        而作家张楚则认为,劳马笔下的知识分子褪去了光环,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各种缺点,甚至某些方面比普通人还要滑稽阴暗,但是读完笑过之后,却留下了一种微妙的自省情绪。

     

        “劳马的小说和俄国小说有相通之处,都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有点儿像契诃夫。”作家张悦然评价说,很多作家的写作需要一扇门,需要一个形式化的程序将自己与外界隔开,强调写作的神圣感。但是劳马的门是虚掩的,他在写作与生活之间进进出出,和生活没有割裂。劳马以前学的是哲学,他在迫不及待地展现思想的东西。劳马的语句像是骨骼,易于直接交流思想,大家也更容易接受。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以笑载道”的作品会更多地出现在中国文学的土壤中,并将种子播撒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如劳马所说,“文学的交流是深入人心的沟通”,而笑,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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