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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11日 星期一

    新作过眼

    从乡村到城市的道路有多远

    ——读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

    作者:张清华 《光明日报》( 2016年04月11日 13版)

        五四以来,关于乡村与城市二元命题一直是新文学的核心主题。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到左翼作家,从老舍、沈从文到赵树理、孙犁,不同风格与派系的作家们,都以关注乡村社会的苦难、思考农业文明的处境、悲悯农人的生存、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伦理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使命,进行了多向而深入的探求。这一传统延续到了当代,虽几经形态的转换,但关注的热忱和思索的责任感却从未衰减。尤其是在近年来,这一主题的延续还有了新的更加强烈而鲜明的表现。东西的《篡改的命》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一现象或许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来审视。1840年以来,古老中国的农业社会及其一整套文化与价值谱系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数以亿计的人口从乡村流入到城市,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高楼大厦的崛起,生活方式的进步,还有历史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其中有乡村文明与生存伦理的崩毁,还有千千万万个生命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荣辱与成败,以及他们饱含心灵挣扎与道德逼问的体验与命运。这些才是更直观和感人的东西,也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东西。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东西的《篡改的命》,便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大的视野,可以看出作家的决心和抱负,也才能读出它的悲歌和挽歌的意义。

        汪长尺是一个感人的悲剧形象,从他父亲到他和他的儿子,三代人完成了这样一个巨大转折——当然是象征的、悲剧的和戏剧性的完成。父亲汪槐为了儿子改变当农民的命运,捍卫汪长尺上大学读书的机会,假戏真做地从楼上跳了下去,摔成了高位截瘫,一生由此而废掉,遂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比父亲更聪明,读了书,但是考学未果,上大学的资格被人顶替。后来不得不打工,替别人坐牢,去做最廉价的劳动力,以至于摔坏了身体,失去了生育能力……主人公试图用各种常人难以承受的不择手段,来实现他个人的“原始积累”,但得到的却是适得其反——连身体和尊严都渐次葬送了。但这个过程中他还有唯一的希望,这便是他即将出生的儿子。由执着的父亲主导,他必须到城里将这个孩子生下,以从根上改变他的身份和命运。于是他和妻子贺小文来到城里,靠了打工挣来的微薄工资,希望能够实现他们身份转换的梦。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本来纯洁无瑕、贤淑无比的小文,却由一个洗脚女逐渐升级为按摩师,最后沦为了卖淫女。而他自己则是因为工伤而几乎丧失了性能力。

        贺小文是汪长尺最珍贵的人,他们的爱情也是汪长尺最珍贵的,但主人公付出了一切,最后仍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后没有办法,他想出了最绝的一招,他的“底层经济学”的绝招——如同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曾呈现过的那些精妙的底层经济学,通过卖血来维持生存,从中许三观甚至还计算出了盈余……这是穷人的经济学,但却是我们社会的伦理学。他所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在伦理上巨大的颠覆和沦丧。汪长尺最后通过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彻底改换身份,彻底消灭原有的血缘、家族谱系和身份符号,然后融入城市,被富人认领,他认为这是最终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通途。而这个结局的无可挽回的代价,就是汪长尺自己生命的结束,他用了结自己人生的方式,彻底消除了亲生儿子成为城市人、成为富家子弟的障碍和后患。

        当我们读到这儿,一种百感交集的创痛便真的爆发了,主人公一家前赴后继,一波三折、无怨无悔地奔向这个命运的深渊,再无回头之路。东西用了戏剧和寓言的笔法,为我们呈现了这个浓缩的悲剧,呈现了一个文化的、伦理的和文明的冲突,展示了历史进步的代价,诠释了千千万万个乡村青年曾经的付出与梦想,苦痛与希望。

        从乡村到城市的道路有多远?《篡改的命》给我们描画了这个近在咫尺又万壑千沟的曲折历程。或许单从故事情节看,它有些过于戏剧化了,有太多的巧合,人物的命运过于惨烈和苛刻。但无巧不成书,没有巧合就没有如此鲜明的戏剧性,故事也不会如此扣人心弦和言近意远。作家非常富有历史感地把握了这一过程中的悲剧性因素,并以寓言的形式将其生动地展现出来。这种悲剧简言之,即是恩格斯所反复强调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是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的”“恶”的一种展示,一种作为“历史进步的代价”的人性付出。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我们应该记取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乡村青年的付出,尽管他们也多曾从中收获了致富或成功,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千百个汪长尺,有着和他一样的悲剧与不幸。他们用血肉之躯支撑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但却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了病痛与讨薪的艰辛,饱经了分离与动荡的人生折磨。与上一代农人相比,汪长尺们的命运更值得我们思索和叹息,他们的父亲可以在土地上生长、生存和安息,但对汪长尺而言,却已近乎是“死无葬身之地”,因为在他的信念里,乡村已不再属于他,他也不再属于乡村。所以在这部小说的故事中,还多了一层“文明的冲撞”主题——在一个变动和过渡性的年代,人们所承受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的困厄,还有血肉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迷失。

        《篡改的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艺术家的东西,一个勇敢而智慧的叙述者,一个用戏剧来形象和传神地表达时代的作家。他不止写出了历史,也写出了个体的命运,不止展现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还写出了对于生命的感动与悲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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