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山下的号声

    4月1日清晨，冥冥薄雾中，遵义红军山林密叶茂，格外肃穆。72岁的宋奶奶早早来到山顶的红军坟前，一边烧纸一边念叨着亲人。原来，老人的祖父和伯父都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望着坟茔上挂着的红色缎带，老人说这叫“挂亲”，寓意后代子孙想念着长眠在这里的先人。

    老人走到红军烈士雕塑前，在香炉里恭恭敬敬奉上三支清香，轻轻抚摸着铜像的底座。“这里香火终年不断，我们遵义人都说这是‘红军菩萨’。”仰望雕塑，一位留着长发的年轻红军战士正在专注地给怀中的孩子喂药。说起这座雕塑的故事，很多遵义人都耳熟能详。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此时遵义桑木桠一带疫病流行，夺走了不少穷人的生命。红军派出医务人员前往诊治，一名年轻卫生员以高超的医术，不分昼夜为方圆百余里的贫苦乡亲看病、打针、送药，被当地群众誉为“神医”。一日深夜，红军卫生员为了给乡亲诊治，耽误了归队，在追赶队伍途中遭到地保武装的伏击而牺牲。噩耗传开，桑木垭的穷人含泪将她的遗体安葬在垭口，用石头垒起一座“红军坟”。红军走后，白军捣毁了“红军坟”，百姓就又悄悄地建起来，如此数次。“红军坟”终于被保护下来，由于不知道年轻红军的姓名，大家就把墓主人称为“小红”，意即“小红军”。“小红”也渐渐被当成菩萨在黔北山区广受香火，每有疾病和痛苦，乡亲们就会来到坟前祭拜祈福，寄托着穷人对红军朴素而真挚的感情。

    1965年第三军医大学校长钟有煌带领学员到遵义拉练，得知当地“红军菩萨”的故事，他想起当年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医生，部队撤离遵义时，确有三营卫生员龙恩泉因外出给老百姓看病未能归队。凭着对战友的真挚感情，经过多方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就是他的战友龙恩泉，牺牲时年仅18岁。

    “鲜花敬先烈，誓言慰英灵。”薄雾散去，阳光普照，上午9时，遵义各界群众1000多人列队登上高高的红军山。在“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下，人们肃立默哀，缅怀先烈，重温誓言。27岁的李松奇来自河北，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遵义工作的两年多里，他每个月都要和许多志愿者一起到乡村关爱留守儿童、去社区陪伴老人、上街义务清扫卫生。“红军留给遵义的是荣誉和骄傲，每个人都小心呵护着，我们有责任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纪念碑的正后方、陵园的中心是邓萍烈士之墓，邓萍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在取得娄山关战役胜利后，红军于1935年2月27日抵达遵义城下。傍晚，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率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等人，到城北门外侦察敌情，不幸被冷弹击中头部牺牲，年仅27岁。朴素庄严的墓碑下镌刻着张爱萍将军书写的墓志铭。

    纪念活动的人群中一抹“橄榄绿”格外显眼，他们是武警遵义消防总队会址中队的武警战士。26岁的中队长黄骁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遵义人，他介绍说：“我们的战士都是90后，刚入伍的时候跟地方青年没太大区别，但是到了遵义，他们都感受到了群众对红军的爱戴、对人民军队的尊重和认可，这些都激发了大家作为军人的自豪。随之而来的荣誉感树立起来，大家在训练中就非常投入，工作中更是比着奉献。”

    活动结束，红军山下的湘江河畔传来了小号吹奏《十送红军》的动人旋律。寻声而去，几位50多岁的中年人正在排练铜管乐。小号手李元说，像他们这样的红歌乐队在遵义有很多，因为遵义人最爱听红歌，“可能是红色的审美已经渗入到我们的血液里了吧。”说着他翻到乐谱扉页大声念着：“在歌声中缅怀过去、追求理想、唱响未来。”

    （本报记者 吕慎 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