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山寨社团”是周瑜，谁是黄盖

    民政部分两批公布了200多个“山寨社团”名单，这一回骗子公司再也没有市场了。但如果你真的以为这两句话之间可以画等号，那显然是低估骗子和一些“被骗者”的智商了。

    事实上，早在10年前，国家质检总局就发表声明称：中国产品质量协会不是该局所属直属挂靠单位，也未以任何形式委托或批准该机构从事质量信用等级评估。但落款为该协会的“国家级征信企业”“质量信誉AAA等级”等牌匾一直也没有停止发放。

    “山寨社团”何以存在？或许不是因为它们的骗术有多高，而是因为它们手里攥着的“牌”有多诱人。设想一下，若真按中国产品质量协会个别人的允诺，企业花上二三十万元，就可以得到“陪国家领导人出访、出席各种重要的国内国际会议、给企业授3A质量信用牌证等30多项服务”，那还真是一次“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认为，“人的行为万变不离其宗，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归源为效用最大化”。从民政部公布的“国字头”“国际范儿”“世界头衔”山寨社团的名头上，我们不难发现，“山寨社团”更熟稔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某些人的所思、所想和所需。

    在以GDP论英雄的时代，“行业十佳”“中国百强”“世界知名”等头衔多么具有诱惑力；在一些貌似和谐的口号声中，“环境友好企业”“人居城市”“幸福街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城市领导者，是多么光鲜的政绩；在“即使企业烧光，只要拥有品牌就可东山再起”的大背景下，“最受消费者青睐产品”“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放在谁手里都是一台“印钞机”；而儒商、领袖、脊梁、英才等光环罩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瞬间“高大上”起来。在眼球经济时代，知名度就是影响力，影响力就是生产力。

    问题的关键是，越是有“含金量”的荣誉越是不好拿。于是，个别地区、企业或者个人就像“买不起正版盘买盗版盘”一样，渐渐地与“山寨社团”亲近起来。起初还是扭扭捏捏、半推半就、心照不宣，时间一长便你情我愿、乐此不疲、周瑜打黄盖了，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哲学学者周濂举例说，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并从他那儿获得礼物。

    所以说，你不能在“公示山寨社团”与“骗子绝迹”之间画等号，因为在二者之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要查查哪些“牌匾”和“奖杯”是花钱买的，还要彻底切断山寨牌匾和奖杯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链。只有打破山寨社团“戴着假帽子、坐着真轿子、供着官位子、共同数票子”的利益闭环，让慷国家之慨、牺牲企业利益、捞取个人声誉的私下交易暴露在阳光下，山寨社团才会因为失去生存的土壤而叶枯根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