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在法治建设的“前沿”

    23年前，已届不惑之年的钟晓渝放弃西南政法学院副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的职位，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在这里，他从深圳市法制研究所一名普通研究员干起，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先后担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民革深圳市委主委和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并于2008年起连续两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日前，在深圳市政协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已经卸下多项职务的钟晓渝，面对自己参政议政的经历，他侃侃而谈。

    为国家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这几年我参政议政的主题还是以法治建设为主。因为，只有自己熟悉的领域、熟悉的问题，你才能够看得准，建议也才能够有针对性。”钟晓渝如是说。

    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钟晓渝就不断地呼吁加强法治建设，他也是民革中央最早提出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委员之一。

    “当时我感觉到司法不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极大地伤害了社会公平与正义。政府存在不公，你可以告政府，老百姓之间有矛盾可以直接去打官司，而如果司法都不公正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公正可言了。”钟晓渝于是提出一份关于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后来该建议以民革中央的名义被提交到最高人民法院。“此轮司法改革的核心，仍然是以去法院行政化和地方化为主，还没有超出当年建议的范围。”钟晓渝说。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民众信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以缠访、闹访等方式来解决个人诉求，部分地方党委、政府也存在‘拿钱买平安’的想法。”面对这种漠视法治的现象，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钟晓渝毅然撰写了一份提案，提出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治国，由司法机关通过法治方式来公正地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除了关注方向性、原则性问题，钟晓渝也关注具体的法律制度建设。他告诉记者，此前在我国除了刑事诉讼是由国家作为公诉人提起的以外，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规定当事人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后才可以提起，由此导致公共利益被侵害时处于没有法律救济的窘境。对此，钟晓渝于2010年提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这些建议现在有一部分得到了落实，但是还没有全面铺开。”钟晓渝指出。

    “依法治国的基础在立法，一个国家要立良法，有良法才能有善治。”钟晓渝说，平时我们谈立法活动时通常只关注法律的立、改、废、释，其实还应包括对法律本身进行编纂。为此，钟晓渝建议，全国人大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编纂委员会，对现行法律进行认真梳理和编纂，来解决“法律打架”的现象。

    “给予改革者法律的‘尚方宝剑’”

    在议政建言的同时，钟晓渝也从一名法律人的角度，思考如何更好地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和谋划特区发展。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一定要非常熟悉执政党现有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无论是党的十八大，还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每一次我都是认真学习领会，然后从中找到一些可以贡献智慧的地方。”钟晓渝说。

    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钟晓渝也有着法律人的独到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重要一环。首先，要靠法治方式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既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也要以立法为途径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来进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小康社会也是实现不了的。”

    “现在大家一提到深圳，就是深圳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作用、示范作用，但是这些窗口和示范作用最终落脚到什么地方，深圳为全国引领了什么呢？”钟晓渝认为，深圳实际上是引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深圳为什么比其他地方经济更活跃，创新能力更强？因为深圳有更适合创新的土壤和机制，有更健全的法治，法律该管的管到位，法律该放的给社会以充分自由。”

    钟晓渝告诉记者，今年的两会上，他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授予深圳在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和司法改革等领域先行先试权力的提案。“授权改革应该成为依法治国条件下继续深化改革的新常态。只有授权才能明确深圳特区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才能给予改革者法律的‘尚方宝剑’，免除改革者的后顾之忧。”钟晓渝说。

    “您当时为何放弃大学教授的位子，独自跑到深圳来？”记者问钟晓渝。“因为深圳是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的前沿。”钟晓渝笑着说。钟晓渝十六岁插队下乡，做过木匠、石匠、泥瓦匠……八年的知青岁月，他从没有失去过希望。“我当时住的房屋门上写着一副对联——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时就是靠这种信念坚持下来的。没受过那种磨难，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种奋斗精神。”钟晓渝感慨地说。（本报记者 靳 昊 本报通讯员 甘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