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流年》很京都，很日本

    《京都流年——日本的美意识与历史风景》（以下简称《京都流年》）一经出版，就有评介文字称，“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的一座城市，如京都那样近乎完美地把唐诗宋词化成唯美的街景；唐朝风韵在中国已然难以寻觅，然而在京都，却处处是它生动的注脚”；还有的说：“《京都流年》：盛唐余音在他乡”，他们都把《京都流年》当成了寻觅盛唐余韵的入门书籍，我以为这是对《京都流年》的误读。

    作者奈良本辰也（1913—2001）这个日本的历史学家向来被认为是京都精神的重要阐释者。他所谓的京都精神是什么？他本人一生的诸多选择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注脚：当日本知识分子普遍介入日本的侵略战争之际，他埋头研究陶瓷器；在日本战败后美苏对峙、日本被美国占领的时候，他呼吁日本不依附于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20世纪60年代，当意识到大学的封闭体制给教育带来的戕害时，他批判和平与民主主义流于形式，进而辞去立命馆大学的教职，在自家宅邸设立“奈良本历史研究室”，其在野历史学者的立场使得他将目光投向历史上被置于日本底层的受歧视部落，呼吁改善他们的待遇。他的一生就是反抗各种权威和权力的一生。尽管奈良本的个人抉择看似并不艰难，但要摆脱习惯势力的影响，并非不需要勇气。只是因为他这个人一生不拘小节，随性放达，生性乐观，且有生活上相傍一生的伴侣和学术上的追随者，所以并不予人以苦累孤寒之感。

    而奈良本在论述“何谓日本”时所持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也颇具奈良本辰也特色。本书开篇即是文眼：“我国固有文学的诞生时在迁都京都之后，我们以为它的开始是平安时期那些为数众多的日记和随笔之类的文字。”也就是说，他之所以从京都及其周边风物的历史变迁，来追溯日本人的精神源点，是因为京都是日本传统美的典范，它使国风、文化自觉化，也是孕育诗情的土壤；而他把探讨日本的历史节点设定在平安时期，因为“正是在平安时期，佛教、绘画、雕刻，还有文学，甚至还有书法，使我国呈现出与大陆文化不同的独立姿态”。可见，作者关注的是脱离中华文化影响的平安时期之后日本的独特文化。

    无论是独特文化的形成，还是传统文化的坚守，都伴随着文人对权威和权力的抗拒，都是文人在精神的张力之中勠力而为的。故而奈良本所谓的文人“是与权力相悖的，他们耽游哉在文雅的世界”。与权力相抗衡的文人终究不会为世俗所容，或者他们并不愿意与世俗为伍。被后世称为枯山水、多见于禅宗寺院的石庭据传为梦窗国师开创，梦窗建造庭园，是为了求道，而道的内涵在于清贫、在寄情泉石中寻找宇宙之神。那些将相能够传递书法之美，在于性情的放达不羁，有轻世傲物之志。桂离宫所表现出的独具匠心的细腻，是智仁亲王对武家政权反叛的结果，而亲王周围具有反叛精神、放浪不羁的人也出人意料地多。没有实权的后水尾天皇在政治场上郁郁不得志，却敢于大胆追求不合时俗的爱情，精通和歌和古典文化艺术，在插花方面无人可与匹敌，善于演奏三味线，是奈良本眼中屈指可数的英雄豪杰。当世人称颂近三百年无战争的幕府时代的太平盛世时，奈良本却看到“太平”表面下精神的禁锢，在他看来，“统一化的社会同时也是世俗化的社会。平庸成了所有价值的衡量标准”。为了对抗权势，作者在本书中提出如下解决之道：其一，通过脱政治化来实现对政治的反叛，比如近世艺术家本阿弥光悦通过远避政权，沉湎于艺术世界，从而在陶瓷、绘画、音乐、诗歌等各艺术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二，通过与死亡博弈来赢得自由，如赖山阳通过有可能被处死的脱藩来实现他的自由意志。其三，通过出家来求道。然而笔者以为作者最为欣赏的，是通过彻底的世俗化来完成对世俗的超越，具体而言，就是把肉身沉潜到世俗中去，让心灵迈向超越凡俗之道。作者无论是品藻人物，还是赏景论史，都尊崇“美意识”而轻“得失”，故而叛逆的文人、至情的帝王、至性的僧尼、末路的英雄才得以统统交会在奈良本的笔下，成就他所理解的京都独特的人文气质。

    然而在他着重论述日本的创造性时，也积极认可中华文化的影响。甚至将本书篇章设置为“青”“朱”“白”“玄”四章，而这四色分别代表四方的二十八星宿，与东南西北对应，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描述桂离宫时用了“洗练优雅”一词，并且解释道：洗练优雅是平安时期以来宫廷所孕育的文笔之香馥，它在形式上表现为对拥有世界最高文化的隋唐大陆文化的学习，不过在理解吸收的同时，又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奈良本虽然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但他并不把这种特殊性视为优越性的依据，没有将自己民族的特征夸张化和理想化，所以避免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

    与大多日本文化论的著作不同的是，作者对日本美意识的理解及其历史观始终贯穿在对具体事物、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中。他在讲述传统时，是为了讲述它是如何通过个人的挣扎、奋斗将其保存下来的；而其写作的指向是以他所信仰的价值为根底，向支配着现在的物质主义挑战，具有不媚俗的现实意义。

    近一个世纪以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日本把中国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观察了几千次，那么中国呢？说来是很惭愧的。当两国关系紧张时，人们往往更容易对对方做政治批判，而且操作起来更简便，因为总是有明显的逻辑可循。然而要想深入了解对方的文化心理却很难，但又很重要，因为它看不见，但又更为持久和内在。同样是在这本《日本论》中，戴季陶以为一个民族的特性主要表现在其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两方面，因为这两方面的长处短处都不容易抛弃变更，而且是最重要的。戴季陶相信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信仰力”，凭借此，做任何事情都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为了信仰而牺牲一切。而在美意识方面，他则认为日本民族比中华民族的审美情绪更为丰富优美，审美力更强，在国民中表现得更普遍。而戴季陶所谓的信仰力和美意识恰恰是对奈良本一书主旨的概括。所以我说，《京都流年》很京都，很日本。我们是否可以从京都找到盛唐余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人对传统和美的倾心追求，对我们有着怎样重要的启示。

    （陈言）